黄育川
目
前，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人士通常都会将原因归于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仅为35%，而投资占GDP的比重则过高，已经超过了45%。这两项指标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最终将崩溃的担忧。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数据──特别是与消费有关的数据──与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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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实际消费量比相关统计结果显示得要多。
人们普遍的印象是，中国的消费近些年来一直在急剧上升。随着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有关奢侈品消费、快餐店数量以及家装需求增长高达两位数的报告数不胜数。零售业销售额每年增长15-20%，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表明，个人消费增长速度仅为8-9%，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该怎么解释？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零售业销售额与消费并不等同，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这不禁令人怀疑哪里出现了错误，国内消费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2009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官方的家庭消费数字存在不足。那些统计数据依据的是过时的、使用了30年的抽样调查方式，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当前盛行的现金交易的情况，没有完全包括以非现金方式提供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也没有做出调整以反映房主自有住房的当前市场价值。
由于中国销售税较高，家庭消费越来越难以跟踪。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对增值税的管理方式使得避税行为更加难以被发现。
此外，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完全在核算系统中体现出来，因为小额的私人交易很难被包括进来。在中国的国民核算制度从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向联合国制订的用于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变的过程中，这一直是个重大问题。举例来说，2004年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数据必须向上调整30%。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有待处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官方数据低估了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对于投资占GDP比重的估计则过高了。按照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说法，部分原因在于GDP对于固定投资的估计没有根据不断上涨的土地购置成本进行充分调整，因而使得这些估计数值偏高。这样看来，消费和投资这两项GDP指标都不够准确。
与消费数据的情况一样，中国的GDP也很可能高于报告的数据。据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所做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2008年的GDP应该比官方数据高30%，人均消费数据最多应该高出80%。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家庭收入也被低估了20-30%，因此实际GDP数据也应该更高。总体而言，GDP应该上调10-15%，消费占GDP的真实比重可能达到40-45%，而投资占GDP的比重则应该是35-40%。
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比率依然远远超出正常标准，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
过去20年来，中国官方统计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50%左右降到了35%，整整下降了15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是，另外三个经济体──日本、台湾和韩国──在这20年里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低了20-40个百分点，而这20年正是这三个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20年。
中国的情形之所以不同寻常，并不是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低的幅度太大，而是因为绝对值相差太多。从当前来看，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国家低15-20个百分点。
数据上的瑕疵大概只能解释其中50%的差距，其余的原因普遍认为是北京的政策问题。在中国，所有的土地以及主要工业企业都是国有的，因此，这些资产的收益大部分都归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有，而没有进入家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观察，因投资和政府转移支付获得的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足10%，相比之下，其他国家这一比重为20-30%。而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就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由消费与投资失衡而得出的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预测都站不住脚。中国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脆弱，确有其他一些原因，但这一原因并不在此列。
第二，应该更多关注政府支出所起到的作用。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消费和投资状况就得出结论，但他们应该看看政府如何进行转移支付，如何提供服务──这些最终会在家庭消费中体现出来。
从理论上来讲，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公共支出应该占有更高的份额，并对家庭消费构成补充。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社会公共支出以及向家庭进行的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预期的标准，其原因大部分在于中国经济中社会主义那一部分的收益并没有进入家庭。除非中国增加福利支出，或是处置掉这些国有资产，否则消费占GDP的比重几乎不可能上升到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水平。
（编者按：黄育川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也是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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