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鸾：行善的人
（2011-08-07）
| 早报导读 |
● 陈鸣鸾
五湖四海
许多年前，读过一篇由慈善家写的文章，大意是为善者只要将钱拿出来做善举即可，无需费心思去确保取获善款的人是否真实需要帮助，原因是如要一一确定，可是件很耗人力的事。这种对待慈善的态度，在上个世纪是很普遍的。大慈善家如有自己设立的基金会，也只是定下一些准则，再委托 能人代为管理，多半以捐助款项的形式来行善。像慈善家陈嘉庚那样，在经商期间或结束庞大的商业王国后，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实在是太少了。
21世纪造就了三类慈善家。一类是将身家转化成基金会，选定一个慈善项目，并亲自规划和监督，确保其持久性以便达到善举目标。这当中以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和太太设立的为解决全球卫生保健、教育、和弱势儿童问题的基金会最为人知。他们对慈善的涉入已不是提供金钱而已，而是全心投入，在过程中他们也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或专门知识的专家。
另一类则是人称社会企业家的，在自己经营的企业里，包含了慈善的成分，在讲求利润的同时也带动客户做慈善，并为需要帮助的 人制造机会，让他们自力更生，从而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种社会企业的概念和运作已在年青一代中引起很大的关注和认可。我们的一些理工学院也有提供这方面的课程训练，近年来出国参与国外社会企业或自己创办社会企业的年青人也大有人在。
再一类是在个人事业有成和达到高峰时，离开个人的专业领域，成立慈善机构，专注改变某一种社会问题。当中“阅读空间” (Room To Read) 的创始人约翰·伍德 (John Wood) 就是在2000年离开微软，通过发动全球性的捐款和其他物资上的支援，为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提供教育，因为有了教育，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才可以提升自己和社区，国家以及下一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才会有所改进。在新加坡，公益团体“一个梦想”的创办人王进利先生在接受早报访问时说：如果我花40年帮50家公司提升，影响也不过如此；但如果我用同样多的时间帮忙提升社会，所帮助的人以及对这些人的影响更加深远。这类想法的人正在世界各个角落涌现。
以上三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有改变人类命运的梦想、热诚和使命感，而创办人都具有才智、管理和经营能力，以及人脉的优势，并将其运用到慈善工作中。
这类善行往往是先从看到一件很小的事而引发一个深层的觉悟而开始的。最初的构想和心愿是简单的，慢慢地就趋于复杂了。在菲律宾的社区重建基金会 (Gawad Kalinga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简称GK）对改造贫民窟贡献很大。对放弃高薪创办GK的梅洛托（Antonio Palermo Meloto）而言，从事慈善已非当年他设想的提供金钱办活动让街头少年有个去处而已，他逐渐意识到没有改变这些少年生活的环境，没有一个有希望和尊严的家园，没有收入和能力去维持和维护这个家园，一切的努力将会使人丧气。于是GK要参与和涉及各个层面的事情就多和杂了。GK除了让房子建得好一些，要教导居民重视环境的美观和整洁卫生；要他们学会“为彼此建房子”，发挥互助和关怀的精神；要提供技能训练，让居民有一技之长，能维持生活；带进其他的社会企业，为居民提供就业；为孩子办学，寄望教育让贫民的下一代走出贫困，脱离恶性的循环。
当梅洛托涉及深入时，必定也要触及许多问题的源头。因此有许多人拥护他竞选总统，但他表明没有这种意愿，只想集中精力将GK做好。或许智慧告诉他，一旦卷入政治，那可能是一种他不见得会掌握得好的游戏，说不定连他原来的慈善工作都要受影响。
记得读书时代，同学间也辩论过，尽管慈善机构或社团尽力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志之士投身政治，最后是否真能改变他们的社会，还是把自己搞到焦头烂额，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但肯定的一点是投身慈善工作的，每一个付出，哪怕对象是很局部的、甚至只是社会的少数，都会看到一种真实的回报。约翰·伍德说：如果我们拿出一些东西，给予那些不幸的人，我们的内心会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感到温暖。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