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砸碑事件，让中国北方唯一的“侨乡”———黑龙江省方正县步入人们的视线里。这个近半数人口是侨民侨眷的小县城，已经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大治”———安定和富裕；而且，是以一种不同于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途径。
与此同时，这个依托日本而兴旺富裕，满街日文招牌的县城，却没有一家纯粹的日资企业、一家日本料理。
日本遗孤横山茂夫妇。这位70岁的老人说，“日本人不串门儿，还是中国人好。”那个公墓，他只去过一次，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南都记者 冯翔 摄
中国养父母公墓的碑文。 南都记者 冯翔 摄
“中日友好园林”内的中国养父母公墓，是一个被方正县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战争孤儿远藤勇捐资所建，在砸碑事件中也遭网友诟病：既然有中国养父母之墓，为何不让中国人参观？
黑龙江省方正县委书记刘军的手机又关机了。
南都记者了解到，被人肉出来并四处公布于网络的那个手机号确是他的。这些天，这位刚上任一个月的县委书记头上落下的口水远不止“汉奸”“败类”等寥寥数语。
在最有创意的一种说法中，他成了“日本遗孤”甚至“战犯遗腹子”，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松本浩二”；一幅经过PS的肖像画给他戴上了一顶日本军帽，一小撮油黑的仁丹胡涂在人中的位置。
当然，最解气的莫过于这样一个假消息：方正县委书记被撤职，一并被撤的还有县长。事实上，这个刚刚进行过换届的小县城，县长一职目前还是空缺的。
沉默的风暴眼
除了感叹政府的工作效率，你第一时间很难在头脑中找到别的溢美之词。这么高大和沉重的一座建筑物，居然会一夜之间消失得如此干净。
那块碑———刻有229名日本死者姓名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高约5米，宽达10米左右。制造的石料质地极其坚硬。据8月3日参与砸碑的河南人谢少杰说，“我使尽全力砸，砸得石碑火星四溅，可只能砸出硬币大的小坑。”
如果不是7月28日，日本共同社及《朝日新闻》等媒体爆出“中国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建碑”的新闻“出口转内销”，这场舆论风暴根本不会刮起。
勿论全国，即使在方正县也很少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存在。它所在的日本人墓园，正式名称为“中日友好园林”，并非一个旅游景点，平日里都是大门紧锁，仅在日本人来拜祭时才由县外事办指挥开门。县政府宣布闭园的告示贴出后，有网友笑称“应该用日语写”。
在修碑事件前，这座日本人墓园着实算不上豪奢。它位于县炮台山北麓，占地只有0.02平方公里。最核心的设施是两座直径3米的水泥公墓，各有一块墓碑，一块标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一块标明“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这次修成的”开拓团之碑“，正是这两座公墓的附属物。
1963年批准为日本人修建公墓时，只花了1万元；1975年因兴修水利迁入此处时，花费5万元。1986年，修接待室和通往此处的公路，又拨款12万元。
与这座惹出麻烦的碑同时落成的，还有另外一块碑：“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大小质地与“开拓团之碑”完全相同。它是另一座墓的附属物———“中国养父母公墓”，大小质地也与两座日本人公墓相同。那是1995年，一个被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战争孤儿远藤勇捐资220万日元所建。15名抚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中国父母安眠于此。此消息被逐渐披露后，方正县又遭受网友诟病：既然有中国养父母之墓，为何不让中国人参观？只让日本人参观的地方，怎能叫“中日友好园林”？
对此，风暴眼中的官方依旧保持了沉默。正如砸碑风波之后的墓园，被一道新增加的铁丝网严严实实地锁住。
“不敢说自己是方正人”
官方的沉默丝毫无助于一座城市恢复整体名誉。这些天，方正人普遍陷入一种苦于不得辩白的状况中。
“在这边的宾馆，一看我是方正县的身份证，都不让我们住。”方正县一所日语学校的女校长在电话里说。方正县每年赴日劳务输出500人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她的学员。
之所以只能接受电话采访，是因为她已关闭学校去了外地。她还听说，一个同乡的孩子在北京读书，因为泄露了自己方正县人的籍贯而被人围殴。
“我只是个教日语的，更多的政治的东西，我也说不好。”这位女校长说，砸碑让她心情非常不好，将学校提前放假关闭。“学员们也理解。可是你说，这事跟我们方正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这几天，方正县华侨商会会长张凤江的手机也常接到外地打来的陌生电话，被破口大骂“汉奸”，指责他是“开拓团之碑”的承建商。他不得不在网上发了一则声明：“……在此，我可以以我全家人的身体、名誉和生命向广大爱国网民保证（哪怕是一点点的参与）此事完全是个别无聊小人搬弄是非，此人一定别有用心。”
作为一个至今不通铁路的山区偏僻小县，日本人并不看好方正。它至今没有一家真正的日资企业，只有38家侨属企业，主要经营服务业、轻工业等产业，最大的企业是一家铅笔厂。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日本战争遗孤沾亲带故，由此去日本闯荡后又返回家乡投资。尽管或许已经入籍，骨子里仍然是最正宗不过的方正人。
如此看来，舆论说方正县立这块碑是为了吸引日本投资，为了GDP增速，还真有点儿冤枉，至少是扯得太远。
“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的投资，我肯定跟你们把一切都说得很明白。立这个碑，他们征得我们老百姓同意了吗？搞得我们现在出去了都不敢说自己是方正人。哪怕有一点点民主决策，咨询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我相信这个碑立不起来！”已随身为战争孤儿的母亲入籍日本的孙娜（化名）对南都记者说。“可是，我们还要在方正生活……”
这位女性在方正的投资不菲，经营一家洗浴中心和运输业。为了躲避记者赴家中采访，她甚至带着母亲躲出了方正。
“还是中国人好”
方正县与遥远岛国的缘分，集中产生于1945年。
那一年，日本战败投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侨大溃退，想取道方正去哈尔滨再回国的上万名日本妇女儿童被苏联红军堵在方正县，半数死于饥饿、寒冷、疫病。余下的半数被方正人收留，融入当地社会，得以生存。
根据1953年方正县公安局外事科保留的档案，1945-1946年，方正县共收留了5000余名妇女儿童，其中973名孤儿。这5000名妇女儿童正是方正县成为中国东北独一无二“侨乡”的血脉依据。
中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后，还健在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去了日本定居。根据日本法律，他们的远近亲属，都享有去日本定居的优先条件。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副主任李钟军统计，方正县现有人口26万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有3.8万人———占哈尔滨八区十县（市）的76%.
归侨和侨眷有6.8万人，加上华侨，占到全县人口的44.2%.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日侨。
“去日本太容易了，都是一开始沾亲带故的，后来路子都熟了，没啥关系的自己也敢去了。”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县政协委员说，他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都在日本，儿子最近刚从日本回来———被派到大连的一家中国工厂工作。
与日本的血脉联系很快变为经济效应。在日本生活的方正人，人均年收入一般在30万-50万元人民币。即使不入籍，一次探亲假也有3个月到6个月。以2003年为例，彼时方正县共有600多人去日本探亲。这些人就利用探亲时间打工，赚回1500多万元人民币。今天，在方正县生活的22万人拥有40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在东北三省各县中列第一。
这位70岁的老人有两个身份———中文名字“刘今才”，日语名字“横山茂”，他是在3岁时被中国人收养的战争遗孤，1994年去了日本定居。带着老伴和3个已成家立业的孩子。“那公墓呀，我也只去过一次。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日本代表团来，让我们这些遗孤去陪着参观。”个头不高、脸颊扁平的刘今才对南都记者回忆。
和其他日本遗孤一样，在中国成长的刘今才并没遭受什么歧视。因为读过几年书，他在成年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兼记工分员。“我总逗他：你个小日本，还整天挂个针晃荡，别把中国人打死了！他也嘿嘿乐，并没当一回事儿。”方正县政协委员、与刘今才熟识的作家郭相声回忆。
每隔3年时间，横山茂都要回国给中国养父母扫墓。他们第一次回来，带了130万日元到处送亲戚朋友。上世纪80年代他去日本探亲归来时，就开始带着一堆日本小礼品———打火机。
“当时他给我一个，我说：哎哟，刘饼子———他那脸不是扁吗，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刘饼子，你小子发啦！”一位邻人回忆，方正县的第一台彩电就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轰动。“我直接给扔了，谁要他小日本的！……一转眼，我又给捡回来了。那时候哪有打火机啊！”
“当时想，反正岁数都这么大了，博一把呗。”刘今才的老伴吴桂芬———现在她叫“横山桂子”，列举了他们一家在日本大阪的生活现状：老两口每月有日本政府给予的十几万日元生活费，住的是一间三室一厅的政府出租公寓，月租金相当于生活费1/6；大儿子身体不好，靠“日本的低保”，每月近1万元人民币生活，二儿子开商店，现有一套别墅两辆车；老三去了长野，全家医疗完全免费。
当然，家国仇恨并不是能全然冰释的。当时在村里，就有一个老头从来不理睬刘今才，以及所有日本遗留妇女、日本遗孤。他姓高，曾经参加过抗联游击队，房子被日本军队烧掉。作为专职采写抗联事迹、乡土历史的本土作家，郭相声没有任何一个亲属子女去日本。“咱中国人，凭啥去日本人那儿赚钱？”
“日本人不串门儿，还是中国人好。”想了半天，还是没能说出对立碑、砸碑有什么看法。刘今才———横山茂，露出一丝笑。
“我们在那边交的朋友，也都是中国人。”
侨乡没有一家日本料理
方正，这座陷于舆论风暴眼中的城市，常被误解。
作为一个山区小县，方正3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有八成是山区，先天发展经济条件不好。官方的自我评价是“工业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由于没什么资源，接连几届县委书记、县长，都只能提出些例如“建设山水园林化生态县”之类的口号，从来没有什么大干快上超越式发展的折腾。县里倡导发展的产业也不外乎种水稻、剪纸节和莲花节游湖之类。这样常规的产业也离不开日侨，县里最大的两个湖泊———方正湖和莲花湖，都是归国日侨经营的。在他们手里，水面比十几年前扩大了10倍，莲花达500万株。
方正不习惯折腾的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有心无力。
无资源、无工业，全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1亿元左右———这仅仅相当于县里的侨民们年收入的1/50，勉强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相对别县要少得多，办公事经常需要用自己的车，“私车公用”。在方正，看到公务员在街上开着一辆好车，民众的第一判断不是“肯定腐败”，而是“肯定去过日本，再不就是家里有买卖”。上百万的豪车，方正人熟视无睹。既有日系车，也有德系、美系。
方正的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合用一栋五层的办公楼，而对面几百米就是两栋29层的商品房。这样的高层住宅在方正并不少见，单价3000元也早已不是上限。许多人从日本赚钱回来，一买就是六七套。一种说法是，方正县去年的G D P增速达到20%，建筑业发达是主要原因。
一种普遍的估计是：在方正县，餐饮业和服装业的平均价格，要比邻县高20%-30%.尽管盛产水稻，大米每公斤售价仍然在5元以上；冬天的黄瓜，哈尔滨卖2.5元一斤，方正卖4元都是便宜的。作为回报，方正的餐饮业质量也高出邻县甚多。
然而，在方正满街鳞次栉比的饭店、餐馆中，却没有一家日本料理。
当地人都认为，这跟口味不合有关。在2008年之前，县里是有几家的，因为人气太低都倒闭了。
这种口味的不合，在日本生活18年的横山桂子老太太表现得很典型。这么多年来，她仍然是一口“日本饭”不吃，要么嫌甜要么嫌酸，再就是嫌味道怪异，在家自己做饭，上街就吃中国料理。在日本，反而有不少方正人开的中国料理。
方正满街的商店、饭店招牌上，的确有日语注释，但占的位置都很小，并非网络传闻的“三分之一以上”。店主们说，这是大约5年前，方正县开始要求他们在办执照时顺便添上的。
这一讲述侧面证实了方正县政协曾经出台的一篇《侨乡形象工程建设调研报告》。它提到：“早在2006年，方正县就已确立了打造‘东北旅日侨乡’的战略目标”。
该《报告》提出：“主要街道两侧的楼房建筑要有日本文化的影子，城市马路两边要栽种樱花树。学校要有反映日本侵华历史、抗联历史、开拓团历史、日本风土文化和中日友好往来为内容的课程。凡是有文字的牌匾、指示牌、宣传牌、机关、学校、服务业、企事业招牌、门牌的单位和个体，都要书写中日两国文字。”
这篇报告的作者透露，方正县人大根本没有审议这一建议，或许是觉得过于离谱。加日文的要求后来也不了了之，至今仍可以看到，一些店铺的招牌上没有日文。
不知不觉的“大治”
尽管没有日本直接投资，几十年来方正仍然从日本受惠良多。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方正县从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处吸引了折合人民币220万元的资金，用于中日友好园林的修建。那位被中国养父母养大，后来回日本定居的远藤勇早在这次出资修建“中国养父母公墓”前，就多次向方正捐款。接下来3年内，日本每年通过ODA（国际经济技术援助）为方正援助3500万日元。
在“中日友好园林”里，还有一座属于日本人的纪念碑。日本农民藤原长作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旅游，听说“方正有一座日本人的公墓”，特地来看。这次方正之旅让他决定，把毕生用来帮助中国。到他去世时，中国共有十几个省、670万公顷的稻田采用了他的栽种技术，产量提高一倍以上。他死后，一半骨灰按照遗嘱撒在了他开始传授技术的方正。
日本带给方正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正如此次风波一样，从立碑到砸碑，都与日本人没有一点关系———这是参与砸碑的人都承认的。它在遥远的东瀛，却在自己没有发觉的前提下引起了无数的混沌效应。
一位当地人记载：“一位在单位负责计划生育的朋友说，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最好做，从来不超生，因为很大一部分育龄妇女，尤其是农村的，都嫁到了日本。女人少，所以方正妇女在家中的地位特别高，丈夫如果要打骂妻子，妻子就威吓：”再惹我，我就学日语去。‘……学了日语，潜台词就是去日本，不跟你过日子了，所以男人还真怕妻子去学日语。“2009年，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开展的一次”哈尔滨市社会治安状况调查“结果显示，99.6%的方正县人感觉安全，居哈尔滨全市八区十县（市）之首。在前一年，该县发生的6起命案全部侦破，是全省唯一实现连续四年”命案必破“的县份。
方正从来没有发生过震惊当地的大案要案，社会治安稳定，连上访者都极少。“我觉得，人一有了钱吧，他就想装绅士。”华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郭晓玉笑着说。
但是，方正县也有一些独特的刑事案件。2006年3月，一个姓于的女子因不满生活状况，先以假离婚骗取丈夫信任，赴日探亲。在日本，她经亲属介绍，又找了一个日本人准备结婚定居。在回国办理手续时，她惨死在暴怒的前夫手中。
方正人很庆幸，自己没有什么资源，由此避免了许多麻烦。
在当地多位政商界人士的综合评价中，资源往往意味着诅咒和灾难。如果人口多、地域大，就容易搞商业开发———拆迁，搞得鸡犬不宁；若有煤铁等工业资源，当地得到的好处有限，而污染或者腐败却是实实在在的，还容易催生社会矛盾。
于是，这么多年来，方正一直山清水秀，空气洁净，而民众又生活富足，平安。
南都记者 冯翔 发自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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