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选择(续)
作者：朱智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8 12: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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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轮回，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不得不感叹与惊奇造化弄人，上个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选择惊人相似的再现。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对东方这个神秘的被黑格尔称之为“停滞的帝国”而言，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一定会对自己的辩证法陷入迷思，中国在以宪政为目标的社会转型中竟然在百年之内两次踏入同一条历史的河流，虽然百年沧桑打下了五色斑斓的不同烙印，预备了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土壤。
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现代政治转型中有太多的偶然。暮气深沉的晚清统治集团丧失了领导国家革故鼎新的魄力与智慧，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革命变成了必然的政治选择。1911年的辛亥革命极其次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这是两千年循环往复的帝国一次真正的历史飞跃，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了宪政的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宪法。1912年——1927年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中相对最自由、最开放的岁月，新文化运动更是呼吸自由空气的古老中国爆发出巨大文化活力的时期，一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所谓民国初年的“北洋时期”，虽然宪政政治未达佳境，但宪政框架已成。1927年蒋介石建立的南京一党独裁政权是对1912年宪政的颠覆，是一次成王败寇的军事政变。民国的宪政血脉被蒋介石腰斩，直到蒋经国晚年，终于幡然悔悟的“蒋二世”决心顺应潮流，“不计个人厉害”，毅然开放党禁，方才最终接续断裂的法统，同时使国民党免于被历史所淘汰，凤凰涅槃得以重生。蒋经国率领国民党迷途知返的时候，已经痛失大陆二十多年，孤悬海外。
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在邓的遗产上，已经不可回避的遭遇中国政治转型和自身转型的历史性时刻。环顾全球，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纪末再次掀起高潮。苏共的刚性断裂石破天惊，这是1917年以来世界史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对整个二十世纪而言只有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可以相提并论。它意味着以华丽意识形态为包装的极权主义再次破产。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对普世价值有过两次以极端理想主义形态出现的严峻挑战：法西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苏共的破产和柏林墙的倒塌标志发源于1917年的这场历史反动终于在席卷半个地球之后曲终人散。接下来民主化的浪潮在中亚国家爆发，郁金香革命方兴未艾，伊斯兰世界同样旨归的革命接踵而至。自1979年霍梅尼推翻巴列维的伊朗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以来，伊斯兰世界抗拒西方的圣战此起彼伏，2001年9—11事件使这场圣战达到残酷的高潮。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有过影响巨大的分析，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冲突将主要在不同文明中展开，伊斯兰对西方的圣战似乎验证了他的预言。然而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出乎人们的预料，伊斯兰世界这次爆发居然是超越宗教符号的自由主义，人民奋不顾身起来追求自由、人权和民主。如同法国学者让-皮埃尔·菲利于所说：“阿拉伯世界和任何人一样坚定，不惜一切代价为自由和公正而斗争，唯一的区别是速度不同”，自由，民主“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概念，在伊斯兰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而且阿拉伯人民对于这些诉求已经追求了超过两个世纪，甚至比美国、法国还要早。在现代，阿拉伯人民整整一代人都在要求自由、自由的选举，和透明的政府。”中亚的郁金香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再次以鲜活的实践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走向普世价值的漫长历程虽然经历了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反扑，虽然不同文明接触和消化它或有曲折，或有坎坷，但它是人类的主旋律，是真正的国际歌，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在1945年对法西斯主义说“NO!”，在1991年对共产主义说“NO!”，2011年在伊斯兰世界对极权政治和原教旨主义说“NO!”。时至今日，对“天赋人权”用国情论、文化论，甚至阴谋论来抗拒完全是公然侮辱人民的智商，世界之潮流与趋势一目了然。
大陆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种必然的宿命，无可回避。当代世界的经验和中国台湾的经验都表明，它只是时间与路线图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脉动强烈起搏的关键时刻，国内政治家们的表现却令人困惑。执政党在战略选择上尤其在最近几年明显趋向保守，显示出回归毛泽东的迹象。建国60周年大典上出现久违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并非只是对执政党血脉传承必不可少的技术装点，今年年初，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明确所谓“五不搞”便十分清晰的传达出中南海的政治家们总体的选择。
历史的主动与被动往往系决于一念之间，系决于那个时代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家极其集团的见识与勇略。从积极的方向看，执政党并不缺乏打造一个新世界的政治资源。从国际共运中脱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在其祖师爷恩格斯晚年论述中它也可以寻找到恰当的理论资源。表面看来，中国的政治现实虽然已经远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与北欧为代表的这种政治力量疏离遥远，但社会民主主义毕竟是融入当代宪政秩序中与共产主义血亲最近的一种思想体系，也能够为转型的中共提供现实的理论和政策选择。如果锐意改革其实中共自身的历史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理论完全也可以支撑其革故鼎新。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独裁，尤其是抗战胜利前后的宪政运动，中共关于民主、自由、多党政治的表达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资源。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尤其是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言论所言不多，但是他明显预留了政治改革的空间，也留下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以及关于普选的有关论述。
但是中南海在面对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现实时，似乎在“稳定要到一切的”的纲领下依然强调“四个坚持”的镇制功效，而且涂抹上了邓小平所启动的这场改革原本少有的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某些色彩。在这样的氛围中，温家宝的声音孤立而尖锐。温家宝总理多次发声甚至非常清楚的阐述了普世价值，阐述了宪政取向的政治改革之必要，但是基于最近人大报告的正式表述，不难判断温代表的仅仅只是个人的立场，而后者则是经过一定程序的集体意志，代表执政党整体的政治选择。
在千人一面的地方政要中，广东与重庆表现出颇富个性的政治主张。在毛和邓的年代乃至江的执政时期，都不曾有这样个性的抒发。这是中共内部出现某种竞争因素的外部表象，虽然畸形，发育不全，但却是可以给予积极解读的信号。以现代政治自由竞争的尺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主张都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而不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目标，都依旧包裹在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背景总体框架之内，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而显示某种色彩的差异而已，因此这种角力的技术性意义远远大于政治选择的暗示。
迄今为止，除了温家宝孤独的声音，看不到目前掌握着历史主动的这支力量深层次的应变中国社会转型的积极战略和路线图。
在未来中国路径选择的迷局中，积极强大的乐观因素正在凝聚与发酵。中国社会转型的国际背景国际大气候十分成熟，经验也非常丰富，对大陆中国来说，更有中华民国及国民党的嬗变——它们也是中国成功转型的自身经验，是中国台湾，给中国大陆最可宝贵的馈赠。这个大气候时时施加影响作用于大陆中国，犹如一股永不止歇的动力，推动和牵引这个步履蹒跚的庞大躯体。
用长镜头看历史，从毛泽东至今，中国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已经不可逆转的呈现衰减态势。从毛生杀予夺的神权统治到邓已经是新权威主义的寡头统治了，尤其是邓建立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事实上又瓦解了寡头政治。邓曾经很准确的解读过这种模式的关键要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也就是政治寡头。他自认自己是第二代领导的核心，江是第三代领导的核心，但在胡的常委会，这种政治模式再次演变为没有拍板人亦即没有核心的共治模式。在消解了领袖崇拜和意识形态神话之后，中共自身的多元化从顶层架构开始演化将是必然的态势，因为在顶层结构里，没有“九五至尊”，也很难再次分娩一统天下的新强人。虽然中共一再宣称发扬党内民主，但这样的圆顶金字塔模式是否最终发育出现代政治的内核，既取决于历史给与的空间，也取决于生逢其时的政治家个人的造化，不带有必然性。
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信号是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全面转型。89事件之后，邓通过释放中国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从而阶段性有效转移了已经积蓄的民间政治能量，中国人的政治荷尔蒙通过物质追求被泄洪减压，疏导分流。自那时以来中国即使经历残酷的城市圈地运动，经历国企下岗的阵痛，相当时间整体是平静的。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相对收入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发财致富的“光荣与梦想”，导致执政者取得了“GDP”合法性。这个时期虽然也存在政治上的不安因素，但是民间社会被另一种兴奋点所控制，出现政治冷漠症。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个时候用“告别革命”的哲学与邓“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用主义达成了消极的默契，同样出现疏离政治的状态。然而，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所有的GDP合法性都是脆弱的，短暂的，过渡性的。自2008年奥运以来，国际国内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许加速升温。今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是考察国内政治潜流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国内的媒体第一次集体亮出了生命尊严和寻找真相的旗帜，这是不可压抑的自发的力量，这是习惯于掌控艺术的执政者陌生的力量，这是从熟透了的果子体内必然释放出的气息。从《人民日报》到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报，从纸质媒体到人民自由参与的网络，从微博到QQ群，异口同声发出了严厉的问责。尽管当局很快可以让媒体再次回到自己所需要的轨道上来，但是动车事故在政治上发出的信息意义深远。它集中体现了国民的意志和情绪，这种意志和情绪的背后是生命尊严的人权观和透明廉洁的责任政府的诉求，是以普世价值为基本底色的一次呐喊，它表明从1978年非毛化以来经过三十年历程，中国社会价值判断已经整体完成。
观察中国社情民意的窗口与平台很多，不难得出对中国人基本政治态度的判断，蒙蔽自己的只是自己视网膜上的黄斑而已。
在民间社会完成价值观转型的同时，中国社会矛盾深刻而尖锐(前文有阐述)，大面积同心圆共振的条件已经成型。历史在寻找一个诱因或者借口。
为中国开出药方的悬壶郎中不少，诸如儒家社会主义，诸如新老毛主义等等有百花齐放之功，但无济世救人之效。大陆中国的位置与方向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已经有了现存的实践。我们经常忽略，那里也是中国，那里不仅仅是台湾，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这也许是那对一同脱胎于苏俄的双胞胎共同的宿命?
但凡刚性断裂的社会大都以突变的形态展开。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强势者总是自信自己对局面的操控力，犹如格林斯潘谈论股市泡沫的一句名言，泡沫总是在破灭以后才证明自己的存在。从苏共到阿拉伯之春殷鉴不远。
有时候作为中国人，我们真的淡忘了1912年，我们的先辈曾经建立过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那是我们的血脉，我们至今还在这个苦难的尚未走完的历史通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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