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模式好处是外力主导,短平快,但没有安理会的授权;利比亚模式是凝聚了国际共识之后的有限外力干预,内力主事,但起效较慢。

人们在的黎波里的沙滩上享受革命胜利的假期,几名年轻人举着利比亚新国旗,面朝大海迎风奔跑。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有生之年,很少能有幸见证历史的发生,而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刻”。几天之后,他可能就会后悔这话说太早了,因为此时,阿拉伯民主化浪潮的后面几个波峰还没有抵达,令观潮人大饱眼福的更壮观画面还在后头。2月15日,利比亚的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城市发生示威,要求执政了42年的卡扎菲下台,掀起了大戏的序幕。在半年之后的8月底9月初,终于演到了大结局,与观众的心理预期相去不远。

很显然,“破”的阶段即将结束,“立”的阶段正在到来,利比亚的“布新”能否在给力程度上不逊于“除旧”?乐观者激情澎湃,相信利比亚事件破除了亨廷顿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不能兼容的论断,悲观者不以为然,预言利比亚可能将成为极端势力的逐鹿之地或“另一个伊拉克”,孰是孰非?

国际干预的模式不同

把利比亚和伊拉克放到一起比较,并不专断和随意,两国在地理、民族与宗教及转型前政治上相似之处颇多。

两国都位于环地中海的“新月地带”,同属阿拉伯世界。根据2009年Pew研究中心报告,利比亚、伊拉克的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6%和99%,但前者基本为清一色逊尼派,后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比例大致为2∶1。独立前,两国均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转型前,两国均是被“超凡魅力型领袖”统治的世俗专制国家,“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卡扎菲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萨达姆执政都超过40年,都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且,两国在转型期“破”的阶段都有国际力量干预,不过外力干预及国家转型的模式很不一样。2011年3月19日,以北约为核心、有阿拉伯联盟国家参与的国际力量发动了“奥德赛黎明行动”,拿着安理会“保卫利比亚平民”的授权,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仅对卡扎菲的重型武器和指挥中枢等军事目标进行定点精确打击,实际效果是配合、支援了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武装对卡扎菲军队的战斗。在起事六个多月后,班加西武装终于拿下了首都的黎波里,冲突的代价是数万利比亚人的生命,但负责国际干预的飞行员并无伤亡。这是内力在前台当主角、外力在后台提供关键支持的模式。

刚好在8年之前,2003年3月20日,以美英军队为核心的国际联合部队启动了“伊拉克解放行动”,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派出了包括美军24.8万人和英军4.5万人的地面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一个月就宣布“主要战事结束”,拿下了伊拉克,美英士兵分别有128人与31人的死亡,成为速胜的经典。这是外力大包办的模式。

基于国内讨论之后的宪政共识

不同的外力干预及“除旧”模式,其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是不一样的。伊拉克模式好处是外力主导,短平快,但没有安理会的授权;利比亚模式是凝聚了国际共识之后的有限外力干预,内力主事,但起效较慢。这就给接踵而至的“布新”带来了几方面的不同效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利比亚模式更有利于一个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同讨论和共识的形成,及内部民主宪政力量的自生自发、健康成长,这两个方面对“布新”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两国在转型之前,都是偏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均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政权对民众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进行严厉控制。人人处在“单子化”的生存状态,既无言论的自由市场,也无政治的自由市场,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现状和未来不可能有公开、正式和成熟的讨论,任何独立于政权的组织都没有成长的空间,更不要说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模式与价值有深入认识的组织了。

就利比亚而言,当转型到来之时,言论与政治的自由市场一下子打开了,涌现多股因对现政权“恨”而生的政治力量:有从现政权脱离出来的高官和将士,有被现政权长期打压的宗教力量,有被现政权放逐而在民主国家定居的专业人士,有被现政权侵夺了经济机会的中间阶层……

这些力量有共同的敌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暂时联合起来没有问题。但随着胜算的上升,必然要面对诸如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等课题,因为反对“卡扎菲的专制”的并不必然倾向于建立民主,也有可能倾向于建立某一个人或某一派别的专制。这就意味着反对派及民众将日益卷入一场关于未来国家走向的公共讨论,讨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凝聚政治共识,先行从理念上塑造未来的利比亚。

有互联网的帮助及海归人士的现身说法,民众也不难知道真正的民主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充分知情的言论自由市场之下,民主与宪政相对于其他方案更有优势,这并不奇怪,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方案是利比亚人民充分讨论、自主选择的结果,是内生的,因而更有一种道义上的优势。本质上,民主并不需要强加,需要强加的是专制,只要所有人都可以畅所欲言、有广泛深入的公共讨论,民众倾向于民主还是专制是不言而喻的。

公共讨论的结果、民众总体上的偏向,会给民主与宪政力量的成长壮大提供光照与养分,会有利于这类主张的组织在政治的自由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得到大家的认可与祝福,民主力量的成长是对种种改头换面的新专制力量最好的抑制,而旧专制力量又一天天在战场上被消灭,这意味着民主力量正取得对专制力量的优势。而民主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压倒专制力量,将决定建立民主的过程是难是易、民主建立后有多少活力及未来国家政治文明的品质怎样、成色几何。

在伊拉克,一切都太快了,人民的思考和反应一时跟不上来,在人民对未来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缺乏一个公共讨论、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时,旧专制力量已被打垮,但民主力量还没有时间足够壮大而有能力主导这个国家的未来,种种新专制力量粉墨登场,企图按照自己的蓝图和方式塑造这个国家:基地组织用恐怖袭击恐吓伊拉克人民走向投票箱,萨德尔培植私家武装割据一方企图建立政教合一小王国,世俗原则和妇女权益受到原教旨势力的挑战等。

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个年头,伊拉克才相继有了一个民选的临时政府,起草并通过了一部算得上民主的宪法,选举了国民议会。为了保卫这个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虚弱民主政权,美军在8年中总共付出了4474条生命,超过了“9·11”事件的死亡人数,其中在2004-2007年这4年间,每年都阵亡800-900人,这几乎让当初的速胜成为一个笑柄。在伊拉克,“除旧”之易与“布新”之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众的力量

其次,利比亚模式是内力为主角,人民上前线流血牺牲,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旷日持久。人民知道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将会在理智上更珍惜、在情感上更认同未来的民主,而不会被种种披着民主面纱的新专制所蒙蔽,知道如果新专制一旦得逞,这血又白流了,将来又得再流一回。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每月花家长给的1000元钱不心疼,大手大脚,但花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1000元就会心疼,不会随便乱花,这是经济学上的“历史成本”幻觉,虽然1000元无论其来源如何价值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来源确实会影响人的行为。伊拉克的民主对其人民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对按照民主本身价值来理解的人来说,这并不构成困扰,但对看重来源的人来说,就会有心理上的困扰。

内生的宪政民主更具合法性

最后,是合法性问题。尽管从学理上来讲,民主制度本身就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民主本身的价值,而不取决于民主建立的途径,但利比亚模式中有一个国家未来走向的公共讨论,有民主力量自然成长的机会,民主成果需要艰辛的努力,这些在伊拉克模式中阙如的东西,是赋予未来民主更高品质的要素,会给民主带来更强更大的合法性,意味着民主有着更丰裕的道德资源和社会认同的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利比亚模式中倡导内力做主角,国际力量做有限干预,而对随后的利比亚“布新”建立民主,相对于伊拉克模式有上述丰厚的社会利益,这种干预受到利比亚人的欢迎;(二)有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不包括派遣地面部队保卫利比亚平民”的授权,国际上的反对声音较少;(三)国际干预的成本更低,2011年6月布朗大学估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为3.7万亿-4.4万亿美元,这钱大部分是花在伊拉克的,利比亚的干预模式将有可能成为今后主流的国际干预模式。

迄今为止,已经有了三种干预模式。第一种是美国在日本的模式,在摧毁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两阶段均由外力主导,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效果不错,但已成为历史。第二种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模式,除旧阶段由外力主导,布新阶段让伊拉克人自己来,效果不尽理想,重演的可能性较小。第三种是国际干预力量在利比亚的模式,除旧阶段也让内力唱主角,外力扮演支援角色,可为布新阶段做良好的准备,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可能是可取的模式。

民主宪政需有传统转型

上述分析只是意味着利比亚在建立民主制度上会有较大的概率比伊拉克顺利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利比亚今后的民主道路将一帆风顺,事实上,由于传统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有反复将是不可避免的。

就西方而言,政教分离早就不成其为问题,这是因为,16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主张人人都可以通过《圣经》与神直接对话,出现了路德宗、加尔文宗等新教,其意义是打破了天主教在西方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在基督教的大框架内,出现了宗教的自由市场,竞争给不同的教派都带来了活力,就像中国当年小灵通风行时,不使用小灵通而使用移动手机的人也享受到了因竞争带来的资费降低。而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和东正教一西一东,好比现在南方电网与国家电网的分区垄断,没有真正的竞争。

在阿拉伯世界,并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改革,两大教派类似于新教出现之前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分区垄断,政教分离尚未成为一种共识。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一旦转型,其传统与民主之间必然会存在极大的张力。当然,张力的另一面意味着对话,在对话中每一方可能都会有所改变,但总体上是谁的力量弱,谁被改变的程度就越大。在转型前,利比亚和伊拉克均通过世俗力量强力压制宗教力量;在转型后,伊拉克出现了宗教力量的反弹,甚至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浮出水面,利比亚恐也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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