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爆發大暴亂，英國有識之士認為，這些年輕暴徒是「貝理雅的孩子」（Blair’s Children）。過去工黨執政十三年，社會福利主義與移民政策種下禍根，政府在教育、就業、家庭三大環節都犯下嚴重錯誤。
貝理雅以「新工黨」上台，新工黨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此即「第三條路」，主張繁榮人人有份，多元文化融合，倫敦大量吸收外國移民與資金，而成為「倫敦格勒」、「倫敦斯坦」。
種族多元，福利社會，結果就是外來的人口愈來愈多，二零零八年與零九年，英國就接收了超過五十萬移民，只有小部分來自東歐，多數都是印巴、非洲，導致甚麼局面？一九六八年，保守黨議員鮑華（Enoch Powell）在伯明翰發表一篇題為「血流成河」的演講（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因為鮑華的選區，有一個白人老婦向他求助，說自己居住的這條街，只剩下她一個白人，整天受到黑人無業青年的滋擾。
鮑華警告，如果任由黑人大量湧入，十五至二十年之後，英國將不宜居住。鮑華的聲音，當然遭到所謂自由知識份子聲討淹沒。鮑華一九八八年去世，二十三年之後的今天，英國社工調查發現，低下層的年輕人識字率極低，十五六歲的青少年，閱讀能力只與七歲孩童相當，他們厭惡知識，以無知為榮耀，鬥狠為有型，因為不讀書，照樣可以過活，政府有津貼，有瓦遮頭，不會餓死。
第二，這些年輕人不願意工作，政府的福利造就在職貧窮，打一份雜工，不及坐吃，誰還犯傻去找工作？哪一個老闆願意請文盲？加上外來移民提供廉價勞工，僱主無需買保險，負法律責任，移民的教育水準還在本地小流氓之上，在貝理雅時代，倫敦低下層的工作職位，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為移民佔據，金馬倫上台後這個數字才下降到百分之八十二。
最關鍵是家庭出了問題，至少一半英國父母，不知道自己年屆青春期的兒女，晚間下落何處，相比之下，法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七家庭有這種「斷線風箏」的情況。男孩不讀書，加入幫派，女孩的下場，自然是未婚先孕，這是一對連體怪嬰。福利政策保障未婚媽媽，一個母親帶兩個孩子，一個星期四百鎊，住房、醫療、奶粉、託兒所的保障，一應俱全，父親一角不僅失職，而且缺席，左派的衛報還讚頌，這是女性自我的一種選擇。
觀察英國的暴亂，多倫多大學一位教授 Richard Florida 指出，暴亂的背後，是兩大類的移民：一面是不受地域限制的超級富豪階級，他們到處尋找更好的住房、商業新機與避稅條件，另一面就是所有希望改善生活的低技術移民。但夾在這兩種人之間的當地居民，卻被迅速變化的經濟變革拋在了後面。
他認為「大城市若要實現繁榮，現在就需要制定新的社會契約」，僅僅靠老式「中央集權式」的藥方：公共住房、公共醫療、公共福利以及專為創造就業而安排的工作是不夠的，因為這種就業安排，恰恰創造了下層階級，再無向上流動的可能。全球化為大城市增加的財富難以計數，同時也令社會變得日益分裂，非但沒有縮小貧富差距，反而還在擴大。英國這把火，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也居然熊熊燒了起來，香港可以置身事外嗎？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