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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