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奇：别了卡达菲，随之而逝的追求、动摇与幻灭
（2011-10-22）
| 早报导读 |
● 王文奇
10月20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宣布了一个爆炸性新闻，一度觅无踪迹的卡达菲在家乡苏尔特被乱枪打成重伤后，被俘身亡。这个曾经统治了利比亚42年的领导人，当其残破的遗体呈现在全球大众眼前的时候，人们的心里都开始度量，该如何给这样一位毁誉夹杂、晚景凄凉的人物来个盖棺论定了。
以美国为首，那些曾经参与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并将卡达菲逼上绝路的国家，自然都额手相庆，认为卡达菲的死标志着“专政时代的终结”；利比亚执政当局则高呼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利比亚人民告别了专制和独裁”。而那些曾经果决地支持卡达菲的人们，不知道会不会正在扼腕悲哀。
站在当下的现实之外，反观卡达菲的一生；站在纠葛的利益之外，进行冷静的反思；站在乐观的情绪之外，进行深沉的展望，我们或许能够更为公允地评判卡达菲的功过是非，也能够更为理性地分析利比亚的未来。
卡达菲从追求、动摇到幻灭的一生 卡达菲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追求、动摇与幻灭的过程。
1959年，卡达菲17岁，他就像中国的项羽，在少年时代见到秦始皇暗下决心“取而代之”一样，他立志要推翻利比亚腐朽的王朝政治。1969年，卡达菲27岁，身为上尉军官的他将理想付诸了行动，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利比亚共和国就此诞生了。无可否认，意气风发的卡达菲的确想把利比亚领上一条国富民强，甚至是民主的道路。实际上，卡达菲也的确将利比亚带上了一条富裕的道路，卡达菲甚至还提出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理论”，为此还写了三本书进行阐述。
在卡达菲漫长的统治期中，后来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内部，卡达菲的独裁倾向以及由少数人得利的利益集团越来越明显。荷兰学者罗尔·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分析了发生在很多非洲领导人身上的这种通病，认为非洲的部族政治太明显，各大部族各自为政的倾向很严重，那些意气风发的领导人最初可能希望走民主、平等的道路，但这种道路的优越性是很多部族视而不见的，甚至当领导人推行这样决策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自己部族抛弃的危险。于是，为了保住现有的统治地位，领导人最初的梦想开始动摇，开始用金钱或者权势手段拉拢、构建一个休戚与共的利益集团，并在政策上偏向自己所属的部族，以使自己的当权根基更牢固些。卡达菲就是这种普遍现象中的一个例证。
在外部，卡达菲最初是在美国的帮助上才实现夺权的，但之后卡达菲驱逐美国势力，避免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影响，让美欧大为不快。1988年发生了洛克比空难，泛美航空的一架班机被袭，在苏格兰的洛克比坠毁。利比亚政府被指包庇行凶者，1991年，在美、英的压力下，联合国对利比亚进行了诸种制裁，从这时期，卡达菲治下的利比亚与美、欧的矛盾越来越剑拔弩张。但卡达菲最终修复了与西方的关系。2003年，他的政府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利比亚成为美国总统布什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盟友。利比亚与美欧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令利比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联合国制裁也被取消了。
在卡达菲由一位英雄坠落，被视为枭雄或是奸雄的时候，也就预示着他的命运将发生改变了。但同其他曾长期进行独裁统治的领导人一样，譬如印尼的苏哈托（苏哈多），他们能够以暴力工具压制反对派，因此要促使他们黯然下台或是身死灯灭是需要等待适当时机的。
促使苏哈托下台的那个时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普遍的抱怨与不满中，他无力扭转必须下台的局面；促使卡达菲下台的时机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北非国家一致的民主化呼声与运动中，利比亚的问题也由骚动不安到最终爆发。如果没有中东、北非的集体性乱局，也很难想象北约会在军事上直接援助利比亚的反对派，如果没有北约的援助，利比亚反对派要想取得成功是几乎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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