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1）
| 早报导读 |
社论
2011年10月21日
工人党主席、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林瑞莲本周一在国会里询问政府打算怎样评估国人的幸福感，以及将如何调整政策以协助提升新加坡的国民幸福指数，在议事殿堂里引起了热议。而对不丹有深刻认识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前天则在一篇精彩演说中，娓娓道出这个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求存的古老王国绝非人间香格里拉的真相。
林瑞莲提出这个议题，也不是空穴来风，事缘最近几年，外来移民涌入、企业大量雇用外籍劳工、房价高企、公交系统拥挤、物价不断上涨等诸多因素，使得相当一部分国人感到压力倍增，生活过得不像以前那样“幸福”。
与此同时，有一些舆论批评政府太过重视经济发展，主张应该放慢增长速度，以舒缓国人的压力，让大家不要活得那么累。甚至有些极端意见认为，政府应该改弦易辙，全面实行福利制度，让国人可以享受美好生活，而这笔钱则可来自国家储备金。民主党在5月大选期间提出的600亿元“改造新加坡”配套，就是一例。
可是，实行福利主义或放缓经济增长，国人的生活就会更幸福了吗？先说福利制度，倘若政府真的这么做，譬如把国家储备金任意拿出来大量津贴国人，让大家可以买更便宜的房子，付更低的交通费、教育费、医药费等等，国人的经济压力肯定会骤减，也会生活得很惬意，但这一代人的所谓“幸福”必然会以下一代人的“不幸福”作为代价。今天欧洲诸国债台高筑、经济困顿、民怨四起，实行多年的高福利制度就是罪魁祸首！主张效法者，应以此为殷鉴。
至于放缓经济发展步伐，其实更难以保证幸福日子。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登基时首倡国民幸福总值之说，并纳入治国方针，经过近40年的实践，成为了亚洲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不丹模式”也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大概也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只要新加坡能像不丹那样，经济步伐放慢一些，幸福指数就会跟着提高。殊不知，这根本就是对国民幸福总值认识不足所产生的严重误解。
撇开不丹是农业国，我国是环球都会，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不说，不丹前国王当年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一开始就包含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部分，足见经济增长是与国民幸福息息相关的。30多年来，除了不丹政府在实践外，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长期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化与细致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量化计算公式，比较简单的一种是“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按此公式，国民收入递增是实现高幸福指数的关键因素，放慢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收入增长减缓，亦即国民幸福指数只会更低而不会更高。
从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方面看，新加坡政府是世界公认的少数几个长期执政且能善治的政府之一，建国以来经济长期高速稳健增长，环境保护也算成就斐然，文化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这些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换言之，新加坡近年来都在四个方面齐头并进，谋求均衡的发展。
我国的基尼系数连年提高，通胀率逐月增加确实没错，但今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只有2.1%，已是全民就业。换言之，要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必须从提高国民收入，维持低失业率和降低基尼系数和通胀率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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