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向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劉復(劉半農)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詩經》裏面的詩,很多是當時的白話,《左傳》裏面的對白,也是當時白話。唐朝的語錄、變文,到今日仍可以讀得明白,例如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現在的人也毋須太多語體註釋就讀懂。

到了宋代,文人的白話著述流傳甚廣,明代更將白話的說書著錄為小說文本,於是有《三言兩怕》、《水滸傳》、《西遊記》等白話文學,連帶《三國演義》、《七俠五義》等淺白文言小說,幾十年前的小學生也視為課外讀物,當年很多坊間的印本都無註釋,電視台改編,也是盡量採用對白的原文。於是我們小學生的時候也懂得「先生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相請不如偶遇,就到寒舍飲杯水酒好麼」之類的客套。豈有如今日的大陸人,稱己妻為「夫人」,稱自家為「府上」,店舖搬家,門口自貼「喬遷啟事」?

張中行的《文言與白話》(一九八八初版,二〇〇七重印),就講述了文言與白話的悠長歷史,文言與白話是彼此互相交通的,難分難解的。你誤以為是文言的,其實是古老的白話。你以為白話容易懂,其實文言更容易讀,因為白話到了下一代,失去口傳之後,很多語彙變成「死語」,無從稽考。

寧馨兒、阿堵物、莫須有

《詩經》很難讀懂,就因為很多詩歌是民謠,是白話詩,那白話經歷戰國與秦朝之後,口頭傳承斷了,就難解了。《楚辭》難讀,也由於內含太多失傳的楚國白話。反而文言由於有既定的通行語彙,承先啟後,歷代傳承,到了現在,我們也可以讀懂《史記》。

至於讀《史記》,敘述的部分用文言,容易讀;對話的部分用白話(漢朝的白話),就好難讀。《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涉稱王之後,榮華富貴,窮鄉里來探他,便感嘆﹕「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就是白話的感嘆詞,沒得解的。 魏晉史書的「阿堵物」(此物)和「寧馨兒」(如此孩兒),都是口語。寧馨後來改換語義,變成俊秀美好,合音之後,在粵語口語傳承下來,就是那個「靚」字,問你服未?宋朝秦檜向岳飛講的白話「莫須有」,我們仍在用,但意義如何,就眾說紛紜,考證不出,要等到近代語言學家呂叔湘,才考據出是「恐怕有」、「別是有」的意思,方始有個定論。粵語的「怕且有」,也只有粵人明白。宋朝的口語詞「恁」,例如歐陽修的《玉樓春.酒美春濃花世界》詞﹕「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那恁字不是艱深的文言,原來是廣東人依然掛在口邊、但變了音的「咁」。粵語很多語助詞,今日有些講普通話的北方人視為「南蠻鳥語」,其實是古代的白話。

《尚書》(書經)難讀,不是由於用的是文言文,而是用的是周朝的口語。《三國演義》可以流行,是由於敘述和對話都用了簡淺的文言;《水滸傳》有些難讀,是由於對話用了宋朝的山東白話。然而,由於不用白話來寫對白,《三國演義》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及《水滸傳》之豐富。這些觀念,都要弄清楚的。

誤以為講話容易

口語先於文獻,口傳先於刻印,這是無可置疑的,所謂文言,是基於白話基礎,不同語區的人聚在一起,要寫或者講某種大家都明白的語詞套式,就成了文言。漢朝是中國文化最為關鍵的朝代,除了經典(五經)、祭禮(周禮)、行政領域(郡縣)及官制(儒官)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字和言談方式在漢朝定下。漢朝有字典(《說文》),簡易、明辨而優美的漢字書寫方式(漢楷),並有中國歷史的故事講述方法﹕《史記》和《漢書》。歷代文人讀書,必須精讀《史》、《漢》,否則難以掌握最先的漢文敘事方法。

文言是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的根底,也是接通漢土和周邊古漢文區(日本、韓國、越南)的基礎。很多香港的老師、家長或學生以為白話容易而文言困難,為了寫好白話,便要學普通話。其實白話也是很難寫得好的,有時比文言更難寫得好。文言只是詞語偶有古奧,但有規格可循,有辭書可解,自漢朝之後就定型,也不受方言限制;白話則規格鬆散,而且是否以方言入文,依方言寫作之後的文句韻律如何,其他省市的人看起來能不能解,後世的人看了能不能解,嚴肅的作家、官方的秘書落筆的時候,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即使依照北京方言或中州方言,也要考慮能否通解及文句韻律的問題,能否望文生義、文句鏗鏘,不是真的可以「我手寫我口」。

白話是用來創新思想的

即使開口講話,都要邊說邊想,不斷調整過來的,看看對方是否明白,我能否講得更好一點。講話並非容易的事,「我手寫我口」的說法,之所以可以迷惑人心,大概就是以為講話純是肌肉動作,書寫是思想動作。文人寫白話,絕不是鬧着玩,貪圖低俗,容易流傳,而是要開動思想,只有活潑的白話才可以擺脫文獻羈絆,創新思想,禪宗的語錄、機鋒,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用的就是白話。

民初用洋化的白話,創新了什麼思想呢?有幾多部哲學思想巨著留下呢?白話文的方向,是否應該再回想一下?

《文言和白話》
作者:張中行
出版:中華書局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