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傳媒很奇怪,每天陪着3個還未公布參選的人團團轉,他們的大小話語都要報道評論一番,為的是一個香港99.98%的人都不能投票的「選舉」。真正在約10天後大多數人可以投票的區議會選舉,每天在政情版反而佔不上一吋半吋的位置。區議會選舉,有這麼不重要嗎?

從社區運動到利益發放

區議會早年是民主的實驗室。1980年代中不少支持社會改革的壓力團體和民主派團體認為,可以透過地方選舉的過程,動員社區共同討論社區議題,帶動居民參與社區政治,從而推動社區改革;它們也認為可以透過區議員的建制位置影響政府政策,議會的資源也可以用來支援社會運動。1985年的區議會選舉,壓力團體和論政團體大舉出擊,將之定義為重要的「位置之戰」。

隨着1990年代政黨政治發展,區選變成政黨搶奪議席資源的遊戲。各主要政黨聘用專業黨幹部,在地區層面開展服務、組織群眾,目的是打響政黨招牌,宣揚政黨理念,以及奪取議席資源。廿多年下來,區議會選舉慢慢從社區運動或發展的理念,演化為政黨的地區服務的競爭場所,到近年變為利益發放(interest dispensation)主導。大量發放物資和廉價服務、鉅細無遺的耕耘人脈、搶奪地區居民組織作為「樁腳」,已經成為建制派的地區選舉必殺技。像「土地正義聯盟」般嘗試以選舉帶動社區或社會運動,或至少帶動社區問題辯論,在今天選舉中已愈來愈少,原因很簡單:這應該不是贏取議席的最有效方法。

時至今日,我想參選的民主派大多已把葛蘭西拋諸腦後了,但今屆區議會選舉仍然可視為一種「位置之戰」。其中一種「位置」,是各政團部署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今屆選舉史無前例地有17名立法會議員參選,主要是希望爭取入場券,令所屬政黨的立法會選舉部署更有彈性。這些議員誰勝誰負其實對整體民主發展影響不大,充其量只是影響各政黨明年的部署而已。更重要的「位置之戰」是:在不少分區,今屆區議會選舉已經成為民主派據點的存亡之戰。

民主派據點已大幅萎縮

今屆區議會選舉76人自動當選,其中絕大部分是建制派(民建聯便佔34人),原因之一當然是民主派協調大不如前,但同時也反映在2007年的區選大敗後,民主派的地區網絡已大幅萎縮,在很多區根本無力挑戰建制派。今屆民主派幾個主要政團競逐連任的只有大約80席,換言之只能覆蓋全港兩成的地域。

建制派大量自動當選,令他們可以集中資源,「圍剿」餘下的民主派據點。現時民主派只在葵青、深水埗、屯門、中西區等還有相當版圖可與建制派抗衡,部分分區有少數穩定據點,伺機在新區突圍,但不少地區如東區、觀塘、沙田、大埔、西貢、荃灣、九龍城、離島、元朗等,都只剩少數席位,面對可能被「清剿」的命運。筆者預計在建制派近數年龐大的資源投放下,民建聯選後會從競逐連任的114席,上升至超過130席,工聯會也應該有相當議席增長,而民主派各政團的總體議席將減少達10席。如果民主派的據點再一步減少,到了下一屆會面臨更大的「被清剿」壓力,慢慢距離「全國山河一片紅」不遠矣。

一星期前我試過從北角走到鰂魚涌地鐵站,差不多看不見選舉海報和橫額,原因是這範圍內的6個選區有5個自動當選。自己家住的選區也自動當選,開始感覺到原來區議會選舉可以投票,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珍惜,誠屬可悲。

社區福利主義的進一步擴張

暑假時遇到一位自1991年出任民選區議員的朋友,他自2007年以數十票落選後決定不再參選。他慨嘆今天的選民愈來愈現實,真的會問你能提供什麼「着數」,來決定是否投你一票。建制派贏得愈多席位,代表這種社區福利主義在地區上進一步擴張。隨着地區上的政治競爭愈來愈弱,社區政治會更進一步淪為利益發放,選民會習以為常地認為這是區議員的應然角色。地區居民組織會愈來愈多被收編,淪為建制發放資源和服務的中介組織。觀乎現在不少建制派候選人對區選論壇的態度:連辯論也懶得跟你辯論,我只要派夠東西、數夠組織票,大眾連公開討論和思考社區問題的機會也沒有。發展下去,社區政治會逐漸被滅聲,基層民主會進一步變質,是一種另類的「溫水煮蛙」。

筆者一直認為,要有制度上的改革,例如增加區議會實權,以及改變區議會選舉制度(例如擴大選區),才可改變候選人和選民的行為。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所著的《改革戰記》,揭示了縱使在現行制度下,區議員仍然可以在社區民主規劃、鼓勵居民參與、推動社區變革有相當作為,關鍵是選民和議員的心態。現時在社區福利主義高漲下,選民的心態和候選人的行為,形成了某種惡性循環。這次區議會的「位置之戰」,將對其後的地區政治走向帶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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