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今天和大家討論剛過去的區會選舉，主要分析泛民敗因，然後略談傳統左派自己大概也不為意的一個勝因。
區會選舉是真選舉，泛民除了在選舉資源之豐厚與地區工作上的細密與當權派不能匹比之外，這次慘敗還有其他原因，其中兩個值得重點檢討：第一個是泛民分裂後發生惡鬥，第二個是個別泛民政黨就外傭居港權議題選擇了部分選民難以接受的立場。
五區公投戰幕拉開之後，泛民分裂，朝兩極分化。當時，筆者認為分化是客觀良性的，並按「新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出「泛民沒有不分化的本錢」這個觀點，指出民、社兩黨拉大差距，分頭發展票源，民主黨向政治光譜中間移動殺入自由黨腹地，社民連則面向新生代募集激進群眾，公民黨居中擔當泛民兩翼之間的紐帶角色，形成中陣穩固、雙翼齊飛的局面，形勢便是大好。可惜的是，分裂之後的兩翼不是分頭發展而是玩了一場陣營內部零和遊戲，良性分化過程中的正常技術小摩擦變成「原則」大衝突，而衝突現象竟在社民連黨內重複，遂產生泛民內部的嚴重內耗，新票源發展停滯不前。其實，分裂不意味一定要惡鬥，前東歐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變成兩個獨立國，嚴重至極，但分裂是良性的，之後彼此關係尤勝從前，便是經典例子。
泛民惡鬥 流失票源
兩年來，泛民政黨兩鬥皆仇，傷了當事人和氣事小，令泛民群眾洩氣失望而無所適從事大。「泛民」一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各泛民政黨的統稱，其二指那些一般地支持民主而不特別傾向某個民主政黨的群眾，往昔民主派津津樂道的「配票家庭」便是這個群眾組合的典型成員。筆者判斷，不少這類泛民支持者在這次區會選舉中的投票意願低落，甚或連人帶票流失了。
最樂觀者，可視泛民惡鬥為個別政黨藉以向選民標示自身定位的可信手段，即資訊經濟學中所謂的「credible signaling」；研究此問題的經濟學家都知道，這種手段的代價有時很高，甚至包含必要的某種程度「理性自殘」（工會罷工就是典型例子）。即便如此，區會選舉完了，自殘過後，若干政黨的標示定位目的達到，惡鬥特別是作為標示手段的惡鬥也應該終止。
外傭居權立場 左派令人唏噓
外傭居港權問題困擾泛民特別是公民黨凡數月，礙於原則，該黨別無退路，加以操盤手法未臻完善，負面影響可能不限於這次區會選舉。為捍衞法治原則而不惜犧牲眼前選舉利益，公民黨這方面的表現的確難能可貴。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筆者希望該黨能按照自己的分析堅持立場，替政壇保留一口正氣。選舉如戰場，勝敗乃兵家常事，不必太介懷，況且該黨是次甘於遭受損失，頭腦比較清醒的民眾亦會視之為不走機會主義路線的可信標示，而長遠而言令其得益。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信焉。
反觀是次傳統左派在外傭居港權問題上的表現，直令人唏噓。回想七十年代香港左派做中間群眾啟蒙工作，總是喜歡用「北美華工血淚史」為起點，證明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帝國資本主義有久遠的罪惡淵源。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間，以合法非法途徑到美、加等地的金礦和鐵路打工的華工，的確受盡來自白種人工會、民間、政客、資本家、州、省政府乃至聯邦政府的壓迫、剝削和歧視。就程度而言，今天在港外傭 所受若干負面待遇，和當年的華工比，顯然輕微得多，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就法律限制的性質、社會上甚或多數人對待外傭態度背後的價值取向、左派工會的立場以及對看法不同的其他少數工會的激烈仇視而言，則幾乎雷同。
十九世紀中葉，北美西部發現大批金礦，無數淘金公司應運而生，很快就出現人手短缺應接不暇，華工於是大量湧入，特別是在加州，不出十年，華工便成為最大的外勞社群，所受法律限制，如只能男性單身不帶眷入境、不能享受大部分福利待遇、無歸化權利等，都是當時美國移民法中的例外，絕對是歧視性的，可幸日常生活各方面，當初還勉強過得去【註一】。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金礦產量漸漸衰竭，華工陸續回流大城市當各類雜役或家傭之時，白種人工會便率先向華工發難，攻擊華人以超低薪搶走美國人工作機會；眾多一向高唱「工人無祖國」口號的左派工會當中，亦只有國際產業勞動者組合（IWW）肯為華工權益打拚。其後華工境況日壞，加州勞工黨主席Denis Kearney成為攻擊華工急先鋒，大力促成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及其後的幾個加強版，以及加州等地通過的禁止華人與美國白人通婚法。
不少這些法律，當時就被法律界人士認為違憲；排華法實施二十五年裏，超過一萬名華工因犯各種惡法被判遞解出境，但絕大部分打贏官司推翻遞解令。袞袞政客之中，以共和黨聯邦政府參議員George F. Hoar最顧公義原則，努力不懈反對排華法，大聲疾呼批評該法無異於「把種族歧視合法化」（可幸他沒有因此失去參議院席位，反於一八八八年當上該黨總統候選提名大會主席）。排華惡法於一九四三年才廢止，所有華工亦因此取得歸化權。拿這段歷史與香港作類比，幾乎可以將當時美國國內民情及正反面人物和團體與今天香港反外傭居港權爭議中的作完整一一對應！
群眾工作周到 大陸為何欠奉
面對香港外傭居留權問題，贊成反對退一步容或見仁見智，但傳統左派及其背後支持者在此問題上，採取了與其原來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機會主義立場，因此不能再以「華工血淚史」包含的真確歷史材料攻擊美帝國資本主義如何萬惡而振振有詞了，反正二者用的口號都不是法治公義而是本地人利益優先。如此價值混淆真假難分，試問一眾像筆者那樣「喝中共馬列奶水長大的」香港知識分子，又情何以堪？
話說回頭，傳統左派這次區選大勝，我們且不談它的豐厚財力資源，有一個方面的確是做得漂亮，那就是他們的一貫專長：綿密細緻持久的群眾工作。通過這種工作，群眾得到實惠，或者起碼覺得政黨關心自己；這的確是了不起的成績。有關這方面的一篇詳盡介紹，讀者或有興趣細讀【註二】。筆者閱後，生一感嘆：如此周到的群眾工作，若中共能在大陸廣泛落實（而不是嘴巴上說說），則大陸社會還怎麼不和諧，還怎麼烽煙處處、不斷發生成百上千人參加的「群體性事件」，傾龐大資源維穩也無濟於事？
地方左派在香港能而黨中央在大陸不能，原因其實很簡單：箇中分別源於有沒有真正的政黨政治競爭。大陸在資本主義一黨專政之下，金與權結合，黨總體上蛻變成各級當權者進行利益掠奪的工具，黨員幹部趁機發財惟恐不及，哪有時間和意願去為群眾服務？在香港則不同，面對真正的民主政治競爭，本地左派不得不抖擻精神，不然便會全軍覆沒，處於這種形勢，左派反而懂得利用本身特長和所擁資源優勢幹出成績。中共中央或會因香港地方黨組織勝選而高興，但如果以為這純粹是「領導有方」、「港人愛國」、「工作方法正確」等顯淺因素有以致之的話，則到底是愚蠢的。然而這卻是意料中事。
【註一】女性華工當年也有，但以從大陸鄉下拐賣到北美當娼為奴的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中的Polly Bemis，便是一例；她一八七二年被賣到三藩市，十年之後贖身，非法下嫁白種人Charles Bemis後，與夫避走愛達荷州不歸河（River of No Return），在濱上荒原開墾過活，成為當地傳奇人物，一九三三年去世，八七年州政府公認她為不歸河流域墾荒第一人，其故居現為美國國家級歷史文物，並作為紀念她的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可參看http://www.mccunn.com/PollyBemis.html。
【註二】最可觀的材料是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區選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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