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广阔度和自由度，是一个社会对多元思想的宽容度和欣赏度。”
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研究的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可以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是一个迫切的期待，如果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无法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更无法维持建设和谐中国的继续进行。文化的魅力和作用，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基本上已在形成共识：没有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没有文化的人也是一个生活方式不健全的人。在此背景下，似乎一种文化大发展的契机已经到来，举国上下，文化滔滔，从权贵到庶民都在谈论文化。文化再一次成为资本时代的泱泱时尚，文化终于成为像GDP一样的关键词之一。
然而，文化不一定有GDP那样的幸运，也不一定能像GDP那样被言行一致地追求。文化的推动和发展自有它本身的规律，如果良好的愿望不能建立在科学的路径之上，不但事与愿违，还会失掉发展的机遇，或者走到目标的反面。因为“大发展、大繁荣”在鼓舞人心，热血难免沸腾，对于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也难免歧义丛生。
要提防文化发展的运动化
当前，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明显的误区在于忽视文化的发展规律，在于把文化发展运动化。运动化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看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还会是真正文化精神的丧失和造成新的某种灾难。
这种运动化突出的标志是：大会小会讲文化，把文化从无人提起到奉若神明。文化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要往里装。但会议一结束，连大讲文化的人也不去发展真正的文化，也只把文化的发展挂在口头上，摆到会议上，写在标语上，忙于庆典上，笑在剪彩上。很多地方热衷于组织街头演出和各种晚会。锣鼓喧天，彩旗飘舞，灯光四射，似乎这才是文化繁荣的景象。可是这些街头活动不仅制造了城市噪声，还误导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而那些所谓大制作的晚会也不是演给大众的，多成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华丽交易。
其次对于规划的滥用。由于文化的发展欠账太多，各级部门急于借用发展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文化，各种量化的文化发展规划纷纷出台。其实这种规划也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落实，因为文化的发展不同于工业生产，并不像工厂盖好后明天就能冒出烟来。文化园区建好了，不等于文化就来了。各大城市文化创意园区没有创意、没有文化，只有咖啡厅、饭店的尴尬场景已成为大搞文化规划的反讽。这些规划导致了公共财政的配置冲动。文化的投入近年来确实很多，但并不等于所有的文化领域只要财政投入马上就有产出的。目前的问题是，县乡一级公共文化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而在省以上部门则进行大投入制造各种实景剧和所谓文艺精品(专为获奖)。这些制作在权力之手的作用下完全随权力的脸色行事，成为文化运动中典型的形象工程。
此外，文化乱象还有很多。大拆大建成高潮，在新一轮城市病的影响下，所有旧的破的都是落后的文化。一派大拆运动中千年的文化基因连根拔起，代之而起的是千城一面的水泥丛林和玻璃幕墙，历史文化只能躲在荒郊野外哭泣;还有形形色色的文化下乡活动，一派景象，热闹非凡;各种名义的文博会，各地进行招商和签约数字大战，亩产放卫星的现代神话因文化大运动而再一次上演?
在这些形式化、表面化的文化大运动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表面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普天同庆，一方面表现出了人们对这种文化形式的强烈厌烦。一方面是文化形式的供给过剩，一方面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严重贫乏和心灵的极度干枯。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指手划脚的繁荣，一方面是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多元文化需要。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文化，也不是投入不足，更不是人力有限。党和国家的最高会议都在讲文化，各级财政也在倾向文化，宣传、出版、文化、广电、文联等众多的部门都在直接办文化。可以说我们对于文化的重视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的美国是望尘莫及了。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发展在如此机遇面前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呢?显然不是重视不够，而是我们对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错位，急功近利地在文化发展中照搬了经济规律和运动传统。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又未能转变政府职能，本来应该宏观管理的事情，总是在微观干涉，既造成了资源的重复、浪费，又把文化的发展引向了歧途。在文化资源的配置部门也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繁荣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只是一味在追逐形式、追逐热闹，除了在追逐政绩工程外，还是在追逐利益。如此一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必成泡沫，最终泡沫破碎，恐怕连文化的影子也不能找到。
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什么
如果要避免文化发展的运动化倾向，首先应该弄清文化和繁荣的标志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但是最难以让人弄清楚的，已有多少人误把文化的边缘当成了文化的核心，把文化的装饰当作了文化的本体。文化远不是那些在街头扭秧歌、敲锣打鼓之类的民间活动，也不是搞几台音响灯光现代化的晚会，或各级电视台那些令人作呕的娱乐节目。
文化是弥漫在每个人心中的精神追求，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充盈在人生坐标上的信念支撑和价值向度。文化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代表了与庸俗拉开距离的道德提升。在文化生活中，人除了获得精神生机外，还有着对于生活和人生的反思。所以，文化是渗透在人的价值追求中的一种精神气质，它因此造成了我们对物质一元追求的二度分野。文化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抗衡那些对社会最低限度伦理共识的冒犯。它并非出自什么神圣的计划或规划，它出自人类深不可测的理性源头的内在自省和确证的独立性。
那么文化繁荣的标志又是什么?文化的繁荣不是文化形式的繁荣，不是劣质图书的出版泛滥，也不是人均图书的拥有量和电视频道的多少，更不是什么文艺精品的获奖高低。而是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广阔度和自由度，是一个社会对多元思想的宽容度和欣赏度。还可以说，衡量文化是否繁荣，可以看一个社会有多少多元思想的出现。当一个社会没有出现欣赏优秀思想、欣赏多元思想的氛围时，哪里还能找到什么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多少年来我们已经错把垃圾当成了黄金，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心灵也不再闪光。文化繁荣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所谓“善意的文化政府”，即以公民文化自由最大化为效用标准的政府，能够洞察文化的性质并能够充分倾听文化的批评。真正的文化繁荣之时我们将不再借助于行政、法律、政策来干预文化问题，而是反过来让文化来推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明的进步。
如果要真正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克服形式主义出发，避免文化的运动化。同时还必须在体制和机制的实质性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一是将文化、广电、出版、版权、宣传等部门的职能进行改革升级;二是改革出版机制，开放文化类、学术类报刊;三是改革各级文联、作协和文化研究机构，改革各种奖项评选，将此种机构全部变成民间组织，取消政府财政供养。各种文化类报刊由国家供养变成自收自支;四是设立国家多元文化思想奖，以此激励文化的创造和更新，开阔人们的想象力。
重寻文化繁荣的路径
那么，什么是文化的繁荣路径?说起来简单得出奇。文化的生成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任何权力主导之下进行的文化打造可能事与愿违，既不能满足消费选择的要求，又不能达到主导者的一厢情愿。任何高度控制下的文化不可能结出文化的繁荣之果，任何包含政治主张的文化产业，终不能在社会的沃土上生根成长。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这不是官方主导的结果，我们至今引以骄傲的文化资本大都发生在广阔的民间。改革开放后，表面看来没有了革命年代的文化喧闹，但文化已在民间社会遍地开花。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虽然消失了许多“文化阵地”，但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任何偏见都无法否定的事实。如果在文化上怀抱客观的事实指认，三十年来，文化的发展已经趋于正确的路径。这样的结果不是权力对于文化的强制和指导，完全作用于市场经济对文化控制的消解，也是文化权力让渡的结果。如果能够理性地观临当下，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其文化表达远非昔日能比。
然而，在政绩观的作用下，当下由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发展规划、文化主题制造、文化下乡活动和文化广场演出便是对这一进步的反动。文革年代，大唱革命文化是以革命的名义，今天大搞形象文化则是以满足人们文化消费为名。所不同的是，文革文化是一种破坏式建设，今天则是一种建设式破坏。
计划经济年代为什么文化形式单一，文化内容贫乏？不是人们不要文化，而是权力恐惧造成的文化管制，所有的文化必须一个模式，这实际上是少数几个人在向全国人民输送他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人们回过头已经知道那种文化供给方式既荒唐又残酷，是在剥夺人们的文化权利。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人们一下子涌现出空前的文化热情，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呈现了非凡的活力。后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上是进一步把文化的权利归还社会，客观上承认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的需求潜藏在民间的深处，它的前提是文化的自由生产，而文化的自由生产来源于文化的自由表达。如果进行了半吊子的文化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或者又回到官办文化的老路上，文化资源不仅重新被权力所垄断，文化的发展通道还会被堵塞，文化的造假工程会铺天盖地而来。现在有一个危险的迹象是，一些官员开始大力搞文化，因为不懂得文化的规律和生成机理，一下子又被文化开发商绑架了，文化的怪胎便接连出现。
如果想真正让文化繁荣起来，让文化弥漫在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权力对文化的插手越少越好。权力不在的地方，文化的发展肯定是健康的。权力强势的地方，文化必然凋落。这一点儿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根本用不着再论证。只有让权力的手缩回去，文化的民间社会才能形成，文化的创造才符合人们的文化要求，文化在一种生态理性中达到一种成长的平衡。因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内容，文化的表达需要一定的媒介，而表达又需要一定群体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所以就必须放开文化的民间社团和文化出版。任何公开的文化社团，因为生存的需要都会以美好的愿望、目的和活动方式来吸引成员，并在活动中被更多的社会人群认同，从而获得生存和壮大的物质基础。所以，越是对社会有利的文化社团越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并借此立足于社会，否则，不利于社会的文化社团也必然被社会抛弃。权力的焦虑者大多情况下并不明白，文化的民间成长不仅是非暴力的，反而是一种温和的理性，它反对革命、厌倦斗争，只是在自由表达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和构建。由于文化自由表达的实现，会形成真正的公民人格，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性转型。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没有限制其任何发展可能性的宽松环境，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回应文化公民权利的文化期待，而不是给他们创造他们本不需要的文化形式和景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又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独特性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的大运动模式都与文化的真正发展和繁荣无关。要让文化的发展回归正途，在一个意识形态浓厚的国家进行转型，将与当年市场经的实施一样艰难。因为经济的枷锁容易打开，而文化的禁锢还在“拦得溪声日夜喧”。
（左春和，学者、思想文化评论家。原文链接：http://www.chinareform.net/show.php?id=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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