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就因为写了《说民主》、《谈革命》、《要自由》，就不是那个韩寒了，谁信?

　　所谓“回摆”，转变，改变，或“超越”，“突破”，乃至“化蛹为蝶”，都是一些人的误读、臆测，或者就是一厢情愿。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是如何“读”出来的。

　　当你读到“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你觉得这是“回摆”吗?

　　当你读到“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你觉得这是“改变”吗?谁是那“训练”指导者?

　　当你读到“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觉得这是“转变”吗?

　　当你读到“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你觉得这是“突破”吗?

　　当你读到“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这是“超越”吗?

　　再比如，《谈革命》开篇就说：“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

　　这段话再明白不过了。就这么简单几十个字，“敌对势力”就能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现在的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又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有些人平时那么敏锐的嗅觉，居然没能嗅出，反而给予肯定甚至赞扬，真是给人“太阳打西出”的感觉。尤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只要是敢于无所顾忌地认真谈一谈革命和改革，甚至是“无论什么观点”，都“无法见诸报端”这样一种社会一种制度乃至一种政府，有人要拥护，甚至不仅自己拥护，还对批判它们的人进行声讨。真是不可理喻。

　　胡锡进及环球写手们最喜欢的有下面这么几句话并且还专门用在了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可这几句话说明了什么呢?恰恰说明那几千万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投机钻营者，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品性，让中国人有了如此多的“缺点”，以至于在“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是他们让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希望发生革命甚至发生暴力革命，最不济，也希望能发生“天鹅绒革命”。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作为这个群体的喉舌，不知反省，不知忏悔，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不知长着一种怎样的心肝。

　　说白了，有些人把幻觉当成了真实，总在梦想韩寒有一天会拥护专制拥护朝廷不再批判现实，赞成环球胡锡进们的观点认识，至少也会有所“转变”甚至是“打破”。真是痴心妄想。

　　韩寒最后一篇《要自由》，多少还有点电影艺术家赵丹生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文字的味儿。可以说，赵丹那些话，当年都是“满腔悲愤”说出来的，一如不几年后知名作家钟阿城的父亲电影评论家钟买惦棐又满腔悲愤地说有谁见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反正他没见过。

　　转眼又是二十多年过去，细读韩寒这几篇文字，又有哪一篇不是“满腔悲愤”呢?然而有人却读不出来，不仅读不出来，反而还在那高兴在那庆贺，甚至以发社论的形式表示认同、首肯。真是好笑!

　　他们居然不明白，韩寒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写。即使这样写，也还因为他是韩寒，不然，这几篇文章早就被博客的管理员给管理了，至少不会还加盖一个红红的“荐”字。如谓不信，再请“张寒”或“李寒”写几篇类似的文章挂到博客上试试，看看管理员让不让“出笼”。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在中国，早已成“通理”。

　　真没想到，《说民主》《谈革命》，甚至包括《要自由》，不仅满腔悲愤，而且字里行间都充斥了讽刺、批判，有很多应该都是“说不得”的话，这一次居然也放行了。

　　这得感谢2011年的时势。不仅时势造英雄，因时势的缘故，还能让人们看到先前看不到的文字。正如木然先生在要与韩寒谈谈(之一)中所言，韩寒的这几篇文章之所以被放出来，并允许被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当大家都说革命马上来的时候，韩寒把革命给刹车，承认革命的不可能性，让当局感到欣慰”——尽管韩寒的“刹车”，既表明了普通国民对现实的无奈，更表明了执政者的强势专横。但统治者总是这样，只要感觉对自己有利，哪怕只是从表面上，也一定要利用。如谓不信，你到韩寒新浪博客上去看看，两个月前他的那篇《格调不高怎么办》就只存题目，瓤子没了。其实“格调不高怎么办”比这几篇文章软了去了。

　　没办法，这就是时间，不，这就是时机。

　　天下没有不能说的话，就看说话的时机。

　　当然，胡锡进领导的环球们可不这么认识，你看环球时报12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中居然说什么韩寒说的那些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太有名人敢说了”。

　　那么名人为啥不敢说呢?韩寒文章中的哪些话是名人不敢说的呢?

　　指暴力革命不可能发生?抑或指“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发生?这算什么呀，后者在波兰的米奇尼克几十年前说出来之后，中国人不仅也早就知道了，这些年不少人的文章中也一再提起。在一个专制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把军队定义为党的军队的国家，当然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至于连天鹅绒革命也难以发生，那也不过是要拜几十年来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所赐，已经把中国人都专制成自私自利、自欺欺人、投机钻营、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国度，还能发生什么样的革命?

　　可即使“不可能发生”，解读也各有不同。包括韩寒在内的普通中国人的认识，是因专制因民情而难以发生，而胡锡进及其领导的环球们是以专制者帮凶的身份及意识居高临下来看中国不可能发生革命的。这能一样吗?

　　特别是当我看到不仅韩寒的这几篇颇有中国特色的文章得以挂出，居然连报、刊也都参加了讨论，尤其是从网上看到张安仁先生的大胆解读，给人的感觉：中国社会真的进步了。不过，这种进步显然并非政府所愿，而是大势所趋，不得已，用当年梁任公的话说就是：“变亦变，不变亦变。”

　　梁启超说这话，是在百余年前。转眼百余年过去，若单就人们的思想而言，仿佛这话就像是对今天而言。当年23岁的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大家看看，只要不拘泥，年轻的梁启超说的情形与今日何等相像。

　　韩寒虽然年轻，毕竟比当时的梁启超还要长几岁。只要读过他先前一些文字的人，就知他早就了解我们的统治者了解我们的国情，他知道个人的抗争、革命，在今天都是无效的，更难以成功。其实，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度，又还长点脑子，没有人不知道中国眼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像我们这样一个奴性如此之重，又是说谎成性、一盘散沙的国度，在人类已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专政机器又只听党的话，再也不会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形。韩寒非常明白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有人之所以装疯卖傻、无耻地误读韩寒，不过是要转移人们的视线，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然而，韩寒真是那个意思吗?

　　鉴于张安仁先生已比较系统而又客观地解读了韩寒这几篇文字，我这里只就自己特别想说的说这么几句。有张安仁先生一篇，其余皆不必看，也不必再说，因为张的文章已经说透。张的文章不是主观，更不固执，尽管说的一些话，在此之前都是在国内即使在互联网上也都是不能说的，但都是说得通的，而且可称得上真知灼见。

　　又因自己先前曾解读过一次韩寒，这次自然也就是“二”了。

　　2012-1-2

　　附：

　　解读韩寒

　　闵良臣

　　一

　　若允许夸张点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晓得中国有个韩寒。韩寒作为“人物”，早在去年就上了美国有家杂志的封面不说，就连美国大使馆因他们的总统去年秋天来华访问期间要搞一个与中国青年互动的节目，居然也打电话找韩寒，想让他“过去对对话”。谁知这个韩寒，人小心大，鬼得很，在博客中说他“以有比赛为理由推辞了”。当然，如果只是一句“推辞了”，倒也罢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可他紧接着偏偏又还跟了一句，“其实无论是美国总统或者中国主席，我都没有什么特别要问要说的”。

　　你说这不是哄鬼吗!你韩寒什么人呀，面对能与如此大的人物搞对话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怎么可能会“没有什么特别要问要说的”呢?所以说，韩寒这句话，任谁都明白，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意在告诉受众，我韩寒有一肚子话，可就是不想去跟那总统说。为什么呢?就因为那都是一些不合咱们时宜的话，说出来会惹得有关部门不高兴，所以也就还是不去为好——不去嘛，自然也就不会说了;不说，也就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问题是如果话就说到这儿，好像也还过得去，不论是美国大使馆还是奥巴马总统抑或咱们有关部门，都会哈哈一乐，更不会因此还要去找这个“小青年”的什么麻烦。可如果话只说到这儿，也就不是他韩寒的风格了，这个可爱的“愣头青”又来了一句更具杀伤力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我实在不愿意和一堆戏子坐在一起。”

　　这真是要命的话。据我所知，那几个与美国总统所谓“自由对话”的大学生，尽管我们官方没有公布他们的身份，但网上后来曝出，他们有的是共青团大学委员会领导，有的是学院团委书记，还有的干脆就是学生党支部副书记，总之，“都是党和国家信得过的学生干部”。我不知道这些“莘莘学子”到底是如何想的，大学里读的都是些什么书，是否读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否读过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否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否读过亚当·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如果这些都没有读过，还真应该读一读。我尤其不知道，当这几个学子知道韩寒对他们的评价之后又作何想。

　　二

　　韩寒去年秋天还做过一个他称之为的“小演讲”，是在嘉定的世博论坛上。他谈了很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演讲中他说上海的房子很贵，他身边的有些朋友缺钱时也总会想到他;又说他自己的房子也很破，尤其是他觉得，要在上海“将生活过下去”，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或者只要，“你是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这一切都不难解决了。

　　韩寒就这么轻巧地顺话带话，嘴一撇，过去了，可是我这个读者读到这儿却过不去了：“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为何在上海就那么容易“将生活过下去”呢?这句话显然是“韩氏幽默”，同时表明他对一些“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非常不满;而不满那“儿子”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满他们的老子;不满他们的老子也还是次要的，最不满的是我们为何会造就了这种“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并还成为了一种“现象”!如果是体制造成是制度造成，我们还在等什么?为何不去改变，为何不去下大力气改变!如果是“无产阶级”造成，我们还要这样的“阶级”干什么?如果没有了“无产阶级”，依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我们岂不是也就不会还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高官”了?而没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高官”，又何来“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这种“现象”呢?我想，这些，才是韩寒这句话的“潜台词”。

　　当然，上面说了，韩寒这人，鬼得很，又何况好歹是在作演讲，他不能让大家都坐不住，否则，会场会乱套的。既如此，就容我在这里把他的那些“潜台词”说出来吧。当然，说出来，似乎觉得也还不够，还想再来演绎一下，看看那“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不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大半个世纪来一直挂在我们嘴边，都不是一个贬义词。岂止不是一个贬义词，无产阶级就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是一个曾经令无数中国人乃至令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为之心动的阶级。只有这样来理解，才能让“无产阶级”回到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它的本意，才更加有助于理解韩寒，也才能弄明白韩寒为何要来这样一句“韩氏幽默”。

　　一个“无产阶级高官”，不论按他的信仰还是他的身份，都应该“生是无产阶级的人，死是无产阶级的鬼”，否则，此人要么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叛徒，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变种”。如果我们承认这样来认可“无产阶级高官”并不错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自然也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接班人，同样要“生是无产阶级的人，死是无产阶级的鬼”，而不能是别的。否则就是蜕化，就是“不肖之子”。又依这样的道理来推，无产阶级高官的后代，自然也就应该“前赴后继”(也可说成“前仆后继”)，或叫“继承遗志”。可现在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成了一种令人提起就愤恨——不能愤恨就嘲讽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在很多分明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人都觉得在上海这种超级大都市难以“将生活过下去”，而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

　　这不仅大大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也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良知。因此，这种社会，不论“无产阶级高官”还是“无产阶级高官的儿子”多么留恋，都是他们之外的人不想要的，包括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

　　2010-6-18

　　载2010年第七期深圳《侨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