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 在徽州品味“胡博士”

作者：郭宇宽 | 评论(1) | 标签:读书看电影

“胡博士”其实真没什么特别的学问，他身上最可贵的，其实是受儒家和徽商传统滋养的一以贯之的温良恭俭让和中庸之道，所以他是那个崇尚西学和激进思潮的时代里最靠谱的一个人。

“胡博士”的底色

郭宇宽

前段时间我到安徽走访了胡适的家乡绩溪。过去，我对胡适一直不能完全理解。尽管他在世界各地得了三十几个博士学位，到哪儿都被称为“胡博士”，但我读了他的一系列文章后，一直心里有感觉，又不大好意思说出来，若严格用学术标准，此人其实真没有多大的学问，也没有对某个领域有特别深的创见。即使跟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其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

不过他很讨巧，在美国研究先秦哲学，老美不懂，回中国讲西学，中国人也特佩服。他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跟着老师杜威学了实证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在归国之后，二十几岁当了北大的教授，一路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引领起一个时代的潮流。胡博士的可贵到底在哪里，我以前其实一直是半懂半不懂。但这次到了绩溪之后，我似乎弄明白了。

傅斯年曾对胡适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对在哪里呢？在我体会，就对在胡适无论是做事，还是为人，都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气质，用大白话讲就是厚道。民国是一个思想狂飙突进的时代，各种激烈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谁也说不准那条路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声音更激烈，更出格，就更能引起大家的反应，就跟今天的微博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理性、平和的声音就显得弥加珍贵。胡适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跟人辩论，从不走极端，不会得理不饶人。在生活中也是处处为人着想，跟每个人关系都不错，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怎样怎样。

有人将胡适这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表现解释为英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不排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我到了绩溪之后发现，胡适的这种精神更多的也许是受到徽商传统的影响。在饭桌上，几个当地的商人朋友对我说，有些自我批判得跟我说，徽商的特点就一是爱面子，基本不会与人撕破脸皮。另一个是，谨慎精明。这些特点，都是有利于做生意的，所以徽商当年把生意做得那么成功。

我现在看来绝非偶然的是，胡适恰恰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他和很多人观点不同，都做人和而不同，包括给蒋介石给毛泽东提意见，都不会到撕破脸皮，你死我活的程度。胡博士的感情生活也是这样。民国时期思想自由奔放，人们的婚姻观也随之更加现代化。老师泡学生的事情像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陆小曼等人多角恋爱故事路人皆知。胡适也不是没有浪漫情怀，他一生中也有多位红颜知己，但最后没有一位与他正式携手。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旗手，却一生都未敢逃离包办婚姻的窠臼，再大的不情愿，老婆一闹，他就乖乖回家去，当我到了徽州，看到遗留下来的一排排的贞洁牌坊，想起胡适给他老婆收拾得无可奈何，一下子全明白了。胡适的忍耐，这与徽商谨慎爱面子，凡事不撕破脸皮的传统完全一致。

而商人式的谨慎精明，表现为一个知识分子，弱点是不那么勇敢坚决，胡适确实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为此很多人都觉得他不那么有道德勇气，比如到了台湾，《自由中国》事件，雷震被抓，《自由中国》是他鼓励雷震办的，很多人期望他站出来和老蒋拍桌子，他也只讲了几句非常中庸的话。

谨慎从长处来理解就是不容易头脑发热，不容易被忽悠，那个思想风起云涌的年代，各种主义扯虎皮做大旗，你方唱罢，我登场，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亢。胡适始终没有被忽悠，从他二十多岁开始，到晚年，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有很多修正，但他待人处事几乎一以贯之，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保守和激进中忽左忽右。

胡适那么评价他自己，我觉得很中肯，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他讲到：“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将他的这种精神归结于母亲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不只是他的母亲，包括他身边的人，和他周围的环境，他从小的传统教育，都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反倒是“西学”，我感觉就像方鸿渐一样，胡博士未见了学了多少。

同是安徽人的陈独秀，老家在安徽安庆。他的性格就与胡适大不相同，崇尚激烈的革命。安徽人自己也觉得安庆人的代表是有码头性格，豪放粗犷，不拘小节。这或许可以解释陈独秀的激进，也为胡适受徽商文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佐证。

胡适被人称为“新文化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但我觉得他无心当这楷模，只是在耳濡目染中，自己就形成了“克己复礼”的传统儒家观念。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他所受的这种熏陶，但他晚年的思想的确是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纠正了很多他早年也许并不自觉的偏见。或许是他在中西方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体验中，形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这也使得他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波波的思想运动中，用自己平和、理性的声音表达出了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稀缺。在那个风起云涌，各色西学和激进为时髦的年代，胡博士自己虽说也是通过新文化运动爆得大名的，但谈不上说给中国引入了多少“西学”，而是他身上保留下的温良恭俭然，乃至生体力行的克己复礼和中庸之道，今天看来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胡适已逝去多年，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在今天仍被大家争论着。或许我们在对胡适感到困惑的时候，可以到皖南的古村落中走一走，那些被岁月打磨得黄绿斑驳的祠堂和牌坊，这些给了我曾让我困惑已久的问题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