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年仅57岁。中国古人将杰出的史官和史书称为良史。高华和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称当代中国不多见的良史。

《汉书》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伪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学,又有秉笔直书,敢讲真话的品格,才称得上良史。

高华先生有良史之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问世前,中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近乎一盘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在官方文献、政治宣传和个人回忆中被屡屡提及;另一方面,官修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往往围绕千篇一律的政治结论,缺少对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让延安整风的面貌扑朔迷离。

凭借中、苏近现代史“活字典”的扎实功底和成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养成的敏锐嗅觉,高华花费十多年时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据、辨伪、挖掘,求证历史的真相。这如同在几千块碎片中找出一千块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复杂拼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这样一册延安整风的拼图连环画。高华坚持用证据说话。阅读高著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高华并没有单独接触隐密档案的机缘,书中引用史料均已公开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权威的出版机构。这更显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别可贵的是高华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对真相的追求有时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这是对治史者良心的拷问。

研究延安整风,毛泽东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直书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记载他逃跑时推儿女下车,敢用“且喜且怜之”来描摹刘邦得知吕后杀韩信后的反应。这种“不隐恶”的良史风骨在高华的书中看得到。

延安整风和“红太阳升起”是改变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无不投射下延安整风的影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实的史家和史书。

高华比常人更懂得中共党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为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未必正确,而政治随时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学者的前程。以高华的才华,不必说什么违心话,只要换个不太敏感的研究课题,不难跻身于电视明星学者、畅销书作者之列,告别清贫,名利双收。

就个人而言,高华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担当。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果止步于为“伟大、光荣、正确”作注脚,与“秦人不暇自哀”何异?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古训,更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正视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华先生为缩小这段历史中的盲区鞠躬尽瘁,他是当代中国的良史。

读高华的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任何个人都有局限,司马迁亦非无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逻辑上的错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恰是对良史传统最好的继承,这也是高华著书的初衷。

高华一生洞察权谋,却不醉心权谋。如果说他字里行间流露了什么个人倾向,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与高华先生虽不相识,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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