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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