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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麦克 华莱士 译/石平南 ( 刊于:爱看)

【译者注】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是CBS新闻节目《六十分钟》的主播。在他六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采访过许多著名的人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犹太教信仰和严重的抑郁症。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让人知道抑郁症不可怕,也不是件羞耻的事情,而是一个可以医治的疾病。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日子。那时,我需要付出比平时更大的努力来应付我需要做的事情。但我总是会从中挣脱出来。

很快我就又可以为《六十分钟》找到又一个不情愿的受访者,或者在网球场上给对手一记正手抽杀。总的来说就是不依不饶,绝不放弃。(对我在CBS新闻的同事来说,就是一根刺。他们号称“麦克在这”是英语里面最可怕的四个字。)低落的时候总是会过去的,直到1984年的秋天。我发现我突然被一种东西击倒和掩没,一种空虚,一种无助,一种情绪和生理上的倒塌。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CBS新闻当时正被牵涉到一个轰动的案子里。上诉人是威廉.威士墨兰将军,他为我们做的关于越战的一个记录片告我们,而我正好是此片的主要记者。

这个案子在十月初开庭。每天早上,当玛丽和我用过早餐后,不再像以前到西五十七街位于曼哈顿中区的CBS新闻大楼里我的办公室,我要先到市中心佛勒广场的联邦法庭。

当我穿过成群的记者走向法庭的时候,我会感到他们的眼光充满了怀疑。真是一个角色的颠倒。

不过那远远比不上不得不听对方律师对我的质疑。他们不光质疑纪录片的准确性,还质疑我的专业人品。

你可能会觉得我不理会那些指控就好了,毕竟它们都不是真的。而且,就像玛丽提醒我的一样,我有将近五十年的广播生涯为我的好名声作证。

但一天接一天我坐在法院的318号房间,听那些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攻击我的工作。根据审判的程序,我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所以那些指控侵蚀着我。

怀疑开始影响我。我是否真的做了什么错事?似乎我在电台和电视新闻所有的经验都无济于事。如果我真的不是一个诚实的记者?一个不诚实的人?我试图每天照常的做事。每当休庭的时候,我就为《六十分钟》准备素材,需要的时候查资料和采访到深夜。但是我却很难集中精力。这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那个从不放弃的有名家伙,总是问尖锐的问题,让每一个人无论是黑帮分子,电影明星,还是政治领袖都心虚流汗。

十一月份,我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不用上庭。我去了埃塞俄比亚报道那里的饥荒。在那个被干旱蹂躏的国家,我看到一幕幕的悲剧。那些饱受饥荒的人们,让我重新精力集中。

用几乎是我正常的充沛精力,我为《60分钟》作了一段视频。经过剪辑后,我们播放了它。“事情回到正常了” 我告诉自己。

但是当我又回每天的审判,那种奇怪的,黑暗的烦心又回来了。并且,比以前更加泛滥,就像冬天冰冷的灰暗覆盖整个纽约市一样,它影响我生活的每一部分。

无论玛丽做了什么佳肴,我都没有食欲。每天早上我都几乎没有力气起床,更不用说在网球场打球了。但是到了晚上我却无法入睡,心里不安。

有时候我会干脆起床,打开电视机,看有没有什么晚间节目能让我摆脱黑暗的想法。即使回到办公室去做我曾经喜欢做的工作,我仍然打不起精神来。

从审判开始以来,可能唯一不变的是我每天上床前说的话。那就是谐玛,犹太教里最古老和最重要的祷告。

“谐玛以色列阿东乃以咯黑努阿东乃以恰得,“ 我每晚都会咏读,就像我从小在麻省布鲁克林学会这段祷告起每晚所作的一样。“听,以色列啊,主我们的神,祂是唯一的神。”

我试着从这个祷告中吸取力量。同时也从玛丽那里。她总是在我身边,用不可思议的耐心来对待我和我的情绪。但是,我会从她的眼里看到她充满担忧。

一天晚上我们从法院回到家里,她说:“麦克,你需要去看医生。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否认说:“审判给我有些压力,等完了,我就会跟以前一样。”

玛丽坚持让我看医生。我告诉他我的情况,甚至放下骄傲,问他:“你能做什么帮助我吗?”

医生说:“你不需要帮助。大家都知道你很坚强。你很快会恢复的。” 他警告我说,如果别人知道我有情绪上的问题,那会损坏我的名声。

玛丽仍然担心。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我不愿意我是对的。但我认为你的问题超过了压力所造成的。它控制了你的生活。”

为什么你所爱的人经常比你自己更知道你?直到12月份一场感冒引起的大病才让我承认我的情况可能真的像玛丽担忧的那样糟糕。

就在新年之前,我住进了医院。“过于劳累,” CBS的发言人这样宣布。

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从未想到的原因。我的精神科医生,马文.凯普兰后来告诉我,我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被破坏了。

当凯普兰医生叫我告诉他我所有的症状时,我向他,一个陌生人,倾诉了所有的情况。我告诉他审判的事,困扰我的怀疑,不能吃东西,不能睡觉,不能享受我以前享受的事情。“我看不到出路,”我坦诚地告诉他。”就像我要发疯一样,我感到好低沉,好无望。不,是不能应付。“

”你这样的感觉,华莱士先生,是因为你得了临床抑郁症。你生活里任何烦心的变化都会引发一场发病。当然,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容易犯病。“

抑郁症?那不是一种心理软弱的表现吗?

”抑郁症是一种病,“ 凯普兰医生解释道。”一种几百万人会得的病。好消息是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能得医治。“

他先给我开了抗抑郁药来减轻我的病症。”一旦药发生效益,它会形成一层“地板”,让你不会掉的太低。“ 然后再用心理疗法帮助我明白自己,并找到一些帮助我对付那些烦心事的办法。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继续看凯普兰医生,并回去工作。当然效率远不如正常的时候,我也还不好意思告诉我的同事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们一定在猜测麦克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苛刻和粗鲁。

轮到我作证了。当CBS的律师们在法律方面为我做准备的时候,凯普兰医生也帮我在情绪上作好准备。”你相信如果你们败诉,你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谈一谈如果输了你会怎么办?“一个看似简单的练习,却帮助我把问题看的更清楚。

经过漫长的五个月的审判,就在我准备作证的前一天,对方撤诉。当然我轻松了很多,但为什么我还没有好呢?

“抑郁症不是这样工作的,”凯普兰医生告诉我。“你不能从一场重病中马上好过来。你需要继续接受治疗,这需要一段时间。” 我照着他的话做。果然,不到两个月我就好了。事实上,我感觉全好了,以至不顾凯普兰医生的医嘱自行停止服药。

不到一个星期,我在打网球的时候摔了一跤,伤了左手腕。突然一下,我又感到抑郁,就像第一次那样糟糕。我临窗看着纽约街道的行人。他们充满了活力,从事着各样的工作。而我却想躲避。我对任何事都不关心,只想着自己是多么的难受,并怎样结束这个痛苦。

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愿意承认我有抑郁症。知道的人只有玛丽,凯普兰医生(他重新让我服药),和我的儿子女儿。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有同样的经历,不过比我勇于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是作家威廉.斯泰郎和幽默家阿特.布奇瓦。

阿特每晚都打电话给我。知道我的感觉是抑郁症患者通常的感觉,并和一个过来人交谈,让我很心安。

我继续从祷告中得到安慰。当我在晚上不能入睡的时候,我就会回到那从我记事以来就咏读的祷告。

“谐玛以色列啊东乃以咯黑努啊东乃以恰得。“ 那古老又熟悉的话语把我带回童年的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伴我长大的美好的小镇。我又回到那个远离这个压抑黑暗的时空。

像第一次那样,这次的抑郁症终于好了起来。我又能做我热爱的事情—专题报道,打网球,和玛丽去度假。但是,虽然我很感激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得到的帮助,我仍担心公开我有抑郁症会有损我的声望。所以,我保持沉默。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被节目《巴博.卡斯它之夜》采访。巴博本来计划是谈我的工作,但当我在谈论《六十分钟》的时候,忽然想到谁会在早上一点看这个节目。

很有可能不少的观众是因为抑郁症不能入睡。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有希望的。

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公开了我得抑郁症的事。我想要那些正在受苦的观众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低沉和怎样经过治疗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也同样可以得到帮助。

抑郁症,我后来意识到,是我的一部分。是我一直要小心在意的。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当它再来的时候(1993年它的确又来过),我知道我不能掉到谷底。我需要一直服药和疗养,并坚持和人交谈。

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我这么多年能好好工作和生活的关键。每当我向我的亲友,我的医生,我的同事,我的观众,我的病友们,和那从孩童时就会的祷告,寻求帮助的时候,我都能找到那带我走出抑郁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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