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根本精神，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精神呢？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非实体性”，在哲学上它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实体–绝对理念、上帝、本原等实体以及永恒等实体性的解构；在政治上则意味着对于王权的解构，世袭制、集权制逐渐解体，而代之以非实体性的制度–民主制。民主的实质是对话、协商，只有在对话中才有真理，才有正义，也才有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利可言。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实体 非实体性 人的尊严
Abstract So-calle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means the basic spirit of an age. What is the spirit of our age？ It is non-entitial. It is expressed in philosophy that destructs traditional substances， for example， absolute idea， God， principle etc. In politics it means that destructs the right of King， hereditary system， 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instead of democracy. Democracy in fact means dialogue， consultation. It is only in dialogue there is the truth， the justice， also the dignity and right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Spirit of age substance non-substance of person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一般称之为时代精神。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十八世纪的启蒙精神，都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后世的作用也甚为久远。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它引领着人类精神的方向，也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自觉地认识和把握时代精神，作为个体，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去追求这种精神，从而明确人生的方向；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或人类），则能够使它们自觉地以此为准则，明确前进的方向。如果认不清这个方向，那么就会做出有违时代趋向的事情，小则伤人伤己，大则伤害民族或人类的利益。
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是超越党派和民族的，它贯穿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也未必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只是一个时代的根本价值趋向，是一个时代的主结构，潜藏于意识海洋的深处，散见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以至于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之中。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虽然看起来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体上都为这个时代精神所制约，就如同磁场里众多的小磁针一样，各自独立，但又都为磁场所约束，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方向。
那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呢？
从哲学上说，我们时代的根本精神是“非实体性”。非实体性，是现代哲学的根本特征。这个过程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代表人物是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等。
在谈论现代哲学精神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传统哲学中，实体类的东西是人们追求的终极存在。什么是实体呢？实体是存在的中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而它自己却是以自己为根据的。因此，它是终极的存在，再往前就没有存在了，也没有比它更基本的存在。
具体说，如本原、永恒、绝对理念、物质、上帝等等，就是西方哲学中不同时期所理解的实体。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点状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最初、最后的原因；它们都是超时间的存在，即存在于时间之外；因此，它们都是永恒不变的，无始无终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因而它们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存在，它们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条件和根据，其他事物只有依赖于它才能够存在；至于它们自身，则是没有根据的，即它们自身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在传统哲学看来，只有这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才有意义和价值；而且实体本身就具有真理的意义，它们自身就是真理，同时是真理的标准。
哲学的这种精神，间接地反映着相应时代的人类精神，是人类精神在哲学中高度的概括和凝练。哲学的语言看起来晦涩难懂，但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据，相反，哲学的根据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只是由于它过于间接，以至于很难直接察觉它与生活的联系罢了。
传统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精神，就是因为传统社会也是一种实体性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只有少数人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其他人则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少数人的意义也是独立自存的，不依赖于其他人而存在。在中国，最高的实体就是皇帝；在欧洲，最高的实体是上帝和教皇，到了近代则是国王。他们的存在具有绝对性，他们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决定其他人存在的意义。他们不仅管人们外在的行为，还要管人们内在的思想。他们规定着正义的标准，维持着世界的秩序。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最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状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实体的永恒性，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终身制、血缘世袭制，某个人或家族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就试图永久地占有下去，不仅这个家族有这种观念，全天下的人也都认为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政权的确具有某种永恒性，常常会延续无数世代，最长的要数我们的周朝，寿命几近八百年之久。
在这样强大的实体性力量面前，作为个体的百姓根本就不用指望会改朝换代，甚至根本就忘记了还有改朝换代这回事，权力的永恒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记忆，而百姓只是这种力量面前稍纵即逝的灰尘。
时代精神渗透到人类的骨髓里边，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常用而不自知的。哲学尽管以叛逆的本性而著称，但也不能够完全脱离时代精神的制约。哲学家们虽然竭力于对现实的超越，但超越的方式和超越的结果，依然没有逃出那个根本思维方式的圈子。实际上，哲学反而以凝练而深刻的方式概括着时代的精神。
那么，现代哲学又是怎样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之中的呢？
事实上，哲学有时是超前于时代的，有时又是落后于时代的。现代非实体哲学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非实体化进程发生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对于实体的消解运动，这一运动把人生的意义从上帝那里夺了回来；不过，人们的思想依然没有摆脱实体性的思维模式。近代开始的民主运动，则展开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王权的消解过程，经过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所建立起的民主制度或准民主制度，使民主观念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民主思潮的实质，就是一种非实体思想，民主运动，就是一种非实体化运动。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法国国王的被处死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那被砍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的头颅，实质上还是实体的头颅，自此以后，实体的生命便告终结，实体性的思想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市场，非实体化的波涛则席卷了整个世界。政治上这个实体的权力，逐渐转移为全民共享；这意味着，权力寓于全体之中，而不是集中于那个高高在上的实体手中。
这期间虽然一直延续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实体解构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卢梭“主权在民”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非实体思想，但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和范式还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
传统实体哲学直到黑格尔那里才达到顶点，而那时非实体化的平民政治观念早已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扎了根。由此表现了哲学的滞后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才会起飞。黑格尔哲学里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解构实体的运动，这就是辩证法的运动，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解构一切实体性的东西；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它却成为实体–绝对理念运动的形式，这才是黑格尔哲学最根本的矛盾所在。
不过，顶点也就是衰落的开始，黑格尔哲学预告了传统哲学的终结，它成为此后一切哲学攻击的对象。费尔巴哈解构了基督教的最高实体–上帝，同时也解构了黑格尔的最高实体–绝对理念；克尔凯郭尔则解构了黑格尔的逻辑，把人的非逻辑性、个体性归还给人自身；叔本华则打破了理性的神话，揭示了非理性在人的精神中的地位。
由此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非实体化哲学运动，出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等等。尽管它们表现形式各异，所谈的问题似乎也相去甚远，但实质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构实体。具体表现为：消除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主体–自我并非孤立的、不变的存在；强调相对性，消解绝对真理，不存在永恒的、无条件的真理，真理只存在于对话过程中；去中心化，反霸权话语。哲学的方向被掉转过来，由永恒到短暂，时间被引入哲学，时间性成为存在的根本规定；由普遍到个别，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本质到现象，现象就是存在本身，现象之外并无存在。
这些生僻深奥的话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实体的解体，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历史方向的逆转：数千年来，高高在上的那个实体–王权，被民众的力量拉下来，落到了地上；它不再以自身的存在为根据，也不再是其他存在的根据，相反，它存在的根据发生了颠倒，它要根据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它要接受人民的规定，是人民规定了它的本质，它存在的合法性不再是自足的，而是来自人民。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实质。它意味着，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之间的约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决定于统治者自身。统治者的身份与人民是对等的，他们本来是一个个公民，因而他们的统治者身份不具有永久性，而只是人民意志的暂时委托者。
而且这种约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一代人重新“签约”，需要人民与每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或集团进行约定。实体性的政治制度被废除，代之以非实体性的制度：世袭制、终身制被废除了，新建立起来的选举制、任期制和问责制，消解了权力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在现代政治制度中，时间性被植入其中，不再存在永恒的政治神话，权力的合法性就存在于这种约定的过程之中。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所有人的约定之中。在这里，没有实体性的存在，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虽然最高权位依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它不再与某个时期握有此权力的人融为一体，而是相互分离的，他只是一个被委托者，是人民委托他在固定的时期内管理这个权力。
假如简单地概括一下我们的时代精神，那么就是：协商、对话、约定。真理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手中，正义也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团体决定的，而是由所有参与者在共同的协商中约定的。在这里，不存在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绝对真理，谁也没有权利把他认为的真理和正义强加于整体。
协商就是正义，不管正义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大家协商的结果，便为正义；对话才有真理，真理只存在于对话的过程之中，因为真理不存在于任何一方，而存在于双方、多方所有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之中，是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约定。没有经过协商和对话的所谓真理与正义，只能是强权，而非真理，也不可能是正义的，因为它缺少对人的尊重，漠视人的尊严，是强加于人的。没有对话和协商，就没有人的尊严；只有在对话与协商中，人的尊严和权利才能够得到实现；对话意味着平等，没有平等，便无尊严。
在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存在的核心，个人的权利成为存在的中心，一切制度、活动都围绕着个体这个太阳旋转；然而这是无数个太阳，所有的太阳都放射出同样的光芒。因此，在现代的精神中，实体性又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由过去一元的实体变成了多元的实体。传统哲学的命题是“实体就是主体”，而现代哲学的命题则是“个体就是主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一切不依个体为皈依的种种，都是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是非人道的。
【作者赐稿，原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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