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3月，我借鉴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的思想方法，写了《双重社会、边界与挤兑》一文（见共识网12/6/21），以公民身份的建立与全国政府扩大了的义务担当即政府的“边界”有所收缩成了我的一个视角，进而剖析中国特色的双重社会思想情结，得出“中国‘双重社会’的存在及反复渲染，产生的挤兑，以及这一挤兑给国民精神–社会生态的巨大负面影响”，“近年兴盛的民粹–民族主义就是这种挤兑的一个‘成果’”的结论，于是我们看到，在“和谐”的主调中压制和消解了社会边界不失和谐的声音，在社会底层被真实的不和谐–物质的不和谐和精神的不和谐所取代。一个明显事实–一个不合逻辑的逻辑就是：社会边界的声音何其微薄；我们批判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到头来我们成为我们所否定的对立面–
我们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我们就成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三座大山；我们批判贫穷，我们就贫穷；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我们就成为资本主义；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我们就是修正主义；我们批判国家主义，我们就实行国家主义；我们批判损人利己、巧取豪夺，我们就成了损人利己、巧取豪夺；我们批判黑帮，我们就成了黑帮；我们全面批孔反孔，我们盲目推崇孔子；我们批判别人称霸，我们就称霸，或朝着称霸路上狂奔；我们批判贪污腐败，我们就陷入贪污腐败；我们批判脱离实际，我们就脱离实际；我们批判“猫论”，我们就成了白猫和黑猫……
我们批判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这诸多不合逻辑、不可能的事竟在数十年里竟成了我们国家的现实。这里，我仅对相反相成的递进关系的结果而言，跟“对错”不做价值判断，比如“成为修正主义”并不是坏事。一般而言，我们批判什么，就会对这“什么”保持警觉和距离，决不会成为“什么”，就像我们平常百姓家里叫子弟别做盗贼，大多平民子弟尽管生活不怎么样也确实没成为盗贼，但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却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实，成了“顺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从现实出发人的正常利益被“盗”，百姓家里都会认为盗贼不好，这已经是常识，但对具体的盗贼个人，认识和不认识，一般都会作妖魔化想象，不过也认为盗贼在人群之中，因而盗贼也有普通人不那么可怕的一面，何况一些盗贼有诸如“偷富不偷贫”、“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行规，有让人称赞的一面。而国家意识形态认定的敌人（对立面），则不管以前这个“敌人”也曾经做过好事，也支持帮助过我们，一旦被我们划为另类，就愤怒地抹黑对方，甚至以“莫须有”对对方妖魔化，我们还站在“革命的需要”道德制高点，实际上就是简单化、歪曲化。对方当然不敢或不能申辩，但人在做，天在看，由于专制本质，我们恰恰继承和坐实了我们简单化、妖魔化批判（否定）的东西，比对方有过之而不及。
这样，就像走下坡路，人性堕落、人心下滑，高调的革命理论恰恰促成了社会人心的向下滑行。如此社会现象也见证了我们人心大面积诡异了。
按此中国式“顺证”逻辑，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模有样地批判过一阵文革，惊回首现在我们倒走在文革的边沿–社会上有股力量把中国往文革拽，我们批文革，我们就迈向文革。
那么，我们批判民主，就会成为民主么？在总的方向上可以这么说，这是人类文明的方向，尽管批判者恼怒甚至仇恨民主，他们却是以批判的方式普及了民主，在许多场合也打出了“民主”的牌牌。但在实际上，却不像上述那么容易，因为民主是向上的，对政府和民众意味着双层契约，有制度规范，更有平时人心的掂量，社会合力的制衡。换言之，走上坡路总是难度大，得有相当的硬件和软件环境。这就能解释，尽管执政党在野时高喊过民主，由在野到执政却批判民主，或说成“民主集中”–实际上就是集中之下少民主和无民主，我们依然离民主十分遥远。
二
有趣的是，“我们批判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竟出现了一则“逆证”，就是环球时报的《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作者郑若麟）文章（12/6/20爱思想网）。
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对“民主”一词十分忌讳，视它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物，近几年尽管底层的民主呼声高涨，但从上到下的领导宁可谈“民生”，也避谈民主，在最低限度上有时会谈基层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境外动情讲民主，被国内主流媒体转为“内销”时就删了不少“民主”的内容，当然这也是国家层面的一种表态：我们不需要“民主”也能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同时，国内主流媒体（包括环球时报）大肆报道境外由于民主如何社会大乱、国家机构（如议会国会）如何勾心斗角、选举时如何用金钱开路。其实，在国内一些官方认可的基层选举已经是金钱（明的暗的）开道了（这又合“我们批判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之“顺证”）。由此可见官方媒体对民主是痛心疾首的，不愿或不敢正面以对。可这次环球时报好像能正面对待了。
环球时报登《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当然是吸引眼球的帮忙（为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帮忙）之举，联系它近期好几个吸引眼球的自由民主色彩的题目，却是它招揽读者的一个新策略，用大家关心的富有民主气氛的社会话题作标题，但在具体叙述上，还是沿着“中国特色”绕来绕去，跟政治献媚，曲意提示政体：高调承认民主没坏处，最后归结为“我们政府和领导无可挑剔”，想什么就是什么，中国风景独好。
原来这篇妙文并不是阐述民主的真髓及其道道，而是主观地以“一人一票的选举等于民主”说事，强调“对于国家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选举都无能为力。”应该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主体制相当成熟，既然能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就一定具备选举过后按民主程序解决其他问题的机制，解决问题时与选举无关，但与选举时的承诺有关，与具有实质选举内容的制度环境有关。这当然有个可能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各方利益求得基本平衡的过程，而不像我们国家官大一级压死人，一把手随心所欲把自己的意愿变为会议决议：“吵什么吵，就这么办！”其实极少争吵，按一把手的意愿表决就是了，明明心里有看法，嘴上也装出衷心拥护的样子，但在对社会宣传上，却是“高度发扬民主”的语言。把极少民主或民主匮乏说成高度民主，也说明领导和权力机构还得把“民主”当作主流话语，当作政体的包装，比毛时代（当年毛干脆对某民主人士说：这点雅量我没有）还是进步了。薄书记治下的重庆可以作为“中国民主”一个极端化实例，当时重庆报刊经常报道重庆民主，真实的内幕又是如何？薄书记可以置他们通过的党纪国法而不顾，任意任免处罚手下人员，在报刊上宣传民主的同时，回到了毛时代的极权。
我注意到此文作者郑若麟，乃旅法资深媒体人。这样的介绍透露什么信息呢？告诉人们作者完全熟悉西方民主的运作与实质，深知法国（西方）民主体制的缺陷，有真知灼见，当然他也从主流媒体上、中国官方的相关条规上，知道中国大陆在履行民主的热烈场面（高票或全票通过），对比之下，中国民主的效果多么好。就像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请美国人斯诺光临一样，由这样一位西方资深媒体人为中国民主做广告当然比我们自己连篇累牍地自我宣传好得多。
三
郑若麟举的都是法国民主的例子，他对中国式民主运作其实是雾里看花。
我也要说，郑若麟能深入到法国民主的内部（不必担任何风险），但他只停留在中国民主的表面，他没有或不愿看到中国已成习惯的以权谋治国。就拿今天选举一个基层的村长来说，也有一套公示的程序，有诸多“严禁”和“不准”，但暗箱操作早就开始了，实现领导（组织）意图是政治任务，是底线，更何况有经济实力，又被领导看中的被选举人会用中国式人情（姓氏，吃请，暗中表示红包）保证自己当选。其实“组织”的许多行动就违反了由他们签发的“严禁”和“不准”，完全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板。不就是一个村长吧，也是国家权力机器一个链条，事关维稳和经济数字等能够跟上级保持一致，保证山场土地的平稳出让。相关工作人员辛苦，正式选举前得反复让选民知道“组织意图”。若要算经济帐，如此中国特色的民主运作成本决不会低，叫做“认认真真做过场”，“一丝不苟搞形式”。根子是大的制度环境没有改变，只能是操控式选举，就是某个基层选举出了个“黑马”，没按领导意图选出了一个村长什么的，如果这人不融入这个制度秩序–用极大的时间精力与上级（他的上级多矣）搞好关系，他的工作将寸步难行。搞好关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根据上级的要求做事，屁股坐在上级一边（为党说话），而不是坐在民众一边（为百姓说话）。
这些年不少地方（单位）实行从社会招聘什么长（副职），有一套诸如资格、考试、考核和录取的程序，还请公证部门介入呢，在宣传上还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实际呢，必然也必需充满暗箱操作，如果某人以公开的标准、考试成绩乐观地在家里坐等“招聘”，肯定落空。再说，应聘的人内心其实是想搞一份正式工作，比如旅游局向社会招聘一个副局长，此人对旅游工作并不感兴趣，但也装着感兴趣的样子，旅游的ABCD能说出一大摞，加上他搞通了关系，招聘上了，他能带着朝气和锐气独挡一面开展工作么？非也，还不是在局长的吩咐下做事，他硬着头皮做了一两年，就以同样级别调到别个单位去了，做起了公务员，从此旱涝保收，不再做旅游的工作。这样的例子看起来与选举无关，其实跟中国的选举的运作差不多。如此民主进程对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
尽管一人一票选举弊端重重，可郑若麟–也是环球时报许愿说：“我们有一天也会通过选举来选择我们的领导人。”但紧接着又说，“只是，此前，我们首先要解决选举所解决不了的其他问题。”就是照郑若麟洞察，选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大多问题与生活同在而与选举无关，何况“对于国家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选举都无能为力”，因而“选举”可以无限期挪后，可以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内容，“此前”可以是几十年几百年，就是个空头支票。
但是，民主毕竟是全球化中的主流话语，郑若麟作结论说，“用西方那种选举标准来衡量，中国还不是民主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热心专制的官员听了开始是一愣，心有灵犀一点通，报以会心的微笑：是嘛，谁说中国不民主？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他没说出的是：我的民主我命名，具有中国特色。可以举一反三，凡世界通行的而中国反对的，都可以立马改变说法，穿上普世的“服装”，而且说中国早就是这样了。
世界到了今天，许多人类的共识其实是超越了西方东方，这就是普世价值，不能滑头地打着共识性的符号，顽固地坚持专制之私，“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这样的“逆证”并不是起始于郑若麟的文章，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了。比如，我们曾经把市场经济视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专利而大加挞伐，没几年我们也高举“市场经济”大旗，自我标榜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曾经视人权为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生活中大量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我们一面讲人权就是人的生存权，很快我们也讲是“人权国家”，一向来就高度重视人权了；我们曾表白要韬光养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我们以发达国家自居了（“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我们蔑视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一个转身就宣称“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简直是高级文字游戏，好像对立的事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我们的思维既实用又跳跃，能一下子把“不是”和“是”、“反对”和“赞同”之间的沟坎给抹平了。
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对这些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心里都认可是好东西，但由于现实利益和政治考量，又毫不迟疑地否定它们。不过它们又是全球化的主流，因而用文字改装一下，我们就依此而成了世界的主流。
这里还掩盖了我们一种惰性思维，把世界上人家研究或发现的新创造新成果，说成“我们古之有之”，专利权还是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不要几年，在专制体制尚未经过认真清理的情形下，借本国和外国“资深”知识分子之口，大胆宣告：我们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民主国家–有深厚民主传统的现代国家，比如21世纪10年代我们就实行一人一票的村级选举了。如同人民日报报道朝鲜儿童“一天吃五餐”的幸福生活来佐证朝鲜迈入强国的现实，有像郑若麟那样海外资深学人（记者）做回应，就是一种事实了，可是，这些人写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内部交易，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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