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南京政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中）来台宣抚，监察院亦派特使杨亮功来台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
二二八事件可资利用的事实片段实在太多了，它的丰富性，也为从政与治学者提供了各自说话的空间。你可以找到省籍冲突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地域融合的感人故事，当然，其间也有阶级间的矛盾冲突。
作者：何乡，选自：《时代周报》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烟草专卖局叶德根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天马茶房附近查缉私烟贩卖。40岁的妇女林江迈，此刻已给茶行的公婆煮完饭，正带着10岁的女儿捧着烟盒向路人兜售。叶德根与林江迈狭路相逢，两个小人物掀起漫天风云，由此而引发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百年来最大的伤口。
虽然已经过去了65年，但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仍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就被政治人物拿来利用，包括学者和民间组织的研究，也弥漫着高浓度的意识形态气息。有时候，是因为离历史不够远，才妨碍了我们对真相的认知。
就台湾而言，民进党一直将二二八事件当作国民党独裁暴政的例证，将其解读为省籍冲突，为“台独”主张铺路。而国民党则一直努力摆脱二二八的省籍冲突魔咒，在给予受害者以巨额补偿的同时，也发掘出有别于二二八事件传统论述的其他面向。
中国大陆对二二八的论述，也有着因应时代转变的明显痕迹，“反美反蒋”的基调也已降调。65年的时间，学术终于可以在更少政治干涉的情况下，对二二八事件发言。
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褚静涛所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是近年大陆学界二二八研究的集大成者。与亲民进党学者张炎宪《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和亲国民党学者杨渡策划的《还原二二八》相对照阅读，可以窥见一些有趣的差异。同一个历史事件，只因理念与立场差异，竟有迥异的解读后果。
历史被选择性阐释
在引发二二八事件之前，烟贩林江迈曾被查缉过两次，损失了3000多元。在1947年2月27日晚被没收香烟和烟钱时，她哀求无效，且在争执过程中前额受伤，疼痛难忍，围观群众开始殴打查缉员。一名查缉员在逃跑过程中，开枪示警，误将市民陈文溪打死。陈文溪家有黑道背景，冲突开始升级。
褚静涛在《二二八事件研究》中，详述了事件升级的来龙去脉，其间所征引的档案资料，细节上亦有出入，但大致的脉络还是清楚的：陈文溪家属率众游行，要求即刻枪决查缉员，官方表示需经司法程序。示威群众敲锣打鼓，砸且焚烧专卖局台北市分局，并殴毙2名职员，伤4人。下午，继续在台湾长官公署向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请愿，抢夺卫士枪支，开枪击伤卫兵1名，卫兵开枪还击致1死1伤，并逮捕6人。当天，示威者还高呼“打死中国人（大陆来台者）”等口号，在街头巷尾殴打击毙不少随国民党来台的所谓外省人员，其中有不少因台湾被割让殖民几十年而亲日的人士。
由此看出，对抗官方的民众，的确有其异常残暴的一面。但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度政治化，包括学界的研究，也只是在细数民怨背景和官方如何处置失当，对暴民行为则几乎不置一词。褚静涛并不回避民众的暴行，但却认为民众立即枪毙凶手等要求“正当”，批评台湾长官公署没有给民众满意交代。但如果跳过司法程序，对查缉员杀无赦，显然是对法制的严重破坏，陈仪在步步退让尽可能满足民众要求的同时，仍坚持基本的法理，其实应是值得称赞的。
对暴民的过度卸责与美化，固然和大陆长期以来对“起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史观紧密相联，但又不仅于此。在民主化后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因关涉到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也被选择性阐释。如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召集历史、法政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将事件责任归属的“元凶”指向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指派21师师长刘雨卿率兵赴台镇压，展开屠杀和清乡的镇压工作，应负最大责任。而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其他如张慕陶、史宏熹、刘雨卿是镇压行动的共犯。而情治人员、半山（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再返台的台湾人）、社会团体与媒体工作者、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等都有责任。而对参与屠杀外省人的本地民众，该研究报告则缺乏应有的问责意识。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2006年曾在台湾引发激烈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在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元凶的立论，而非参与打砸烧杀民众的责任归属。这当然是在二二八事件仍发挥现实影响的情境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正确。也是我本文开头所说的，因时间太近而造成的历史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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