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畅谈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长寿，很多农民的死亡仍在延续。
作者：韩福东，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重庆长寿县的第四年“灾害”
1962年元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此时，重庆长寿县（现为重庆市长寿区）正迎来新一波死亡高峰期。
元月10日，七千人大会召开前一天，长寿县人民委员会统计了辖区内浮肿病人的数目：“发病总数为31606人，其中一度10179，二度7829，三度940，肿后干瘦12658，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共死亡已有210人，其他死亡281人。特别是重灾区发病更为突出。如洪湖区现有肿病64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6 .1%，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66人，其他病死亡14人。江南区现有肿病353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4.4%，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19人，其他病死亡10人。其他复元、旦（但）渡、卫星等公社也有类似严重情况。原属一般地区，近一时期发病也有显著上升。如龙溪区现有肿病4184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62%，元月10天因肿病死亡74人，其他病死亡164人。”
这份题为《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的档案文件，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第一，进入1962年，浮肿病人及饿死者开始“显著上升”；第二，从肿后干瘦（如无有效营养补助和医治，这意味着即将死亡）者高达一万两千余人看，接下来可能是更大面积的死亡。
“大跃进”期间产生的大饥荒现象，官方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称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近年来，民间学者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考虑，认为称“三年灾害”更为妥当。无论如何，学界的一般认知是，这场饿死上千万人的灾难跨度为三年：1959—1961年，到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即告结束。
这样的认知是否准确？
七千人大会有纠左努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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