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 ** 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 ** 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 ** ”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 ** 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 ** 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 ** 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 ** 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2006年1月13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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