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04日 | 评论（0）
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
文/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郭熙志的《喉舌》（2009）像是某种“还债”的举动。他将镜头对准了他的单位——深圳电视台：新建成的现代大楼，明晃晃的落地玻璃，宽敞泛光的楼道，人们互相分开又连接在一起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与他一道工作的同事们，《第一现场》或《都市频道》的电视台老总或一线记者。
除了主持人，平时这些男男女女都躲在屏幕背后，避免在观众面前出现。然而，既然他们成年累月端着机器对准别人，并以此获得丰厚回报，难道他们不可以偶尔贡献一下自己的影像，允许别人来拍摄自己？假如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架机器，还有什么理由在别人面前举起那些长枪短炮？
这也许就是深圳电视台那些聪明绝顶的同事们，没有像赶苍蝇一样，赶走始终在身边骚扰不停的郭熙志的原因。如果说电视人像是“狗仔队”，郭熙志便是“狗仔队的狗仔队”。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郭熙志有幸与他们的同事们，达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
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不必去问为什么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表情经常是如此颓唐，开会时一个个东倒西歪。毕竟，在日日相见的人面前，没必要再作假扮酷。但若他们开口，必针针见血，语不惊人誓不休。某些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景，散发着诡异的气氛，比如倚在窗户边说的几句话，等待竞聘上岗时的演说，其中充斥的“阴谋”气息，令人想起电视剧的情节。
故事的上半阕是：“出发了，又有猛料了。”面对被城管抢劫的群众，他们是耐心的；面对抵制外资厂长的停工工人，他们是同情的；穿行在停电停水快被拆除的老村深巷里，被保安团团围住，他们与村民一样是不安的。故事的下半阕常常是：“不能播出。”不断见到新闻的小生命胎死腹中，观众们会感到走进了一个媒体报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他们自然需要把感情更多地掩藏起来，显出一脸的讥讽，一身的嘲弄。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流露出真情的“惊鸿一瞥”。一位提摄像机的大哥，在公安局里拍摄因撒谎报警而面临处罚的十七岁少女。他循循善诱的采访，既是严厉的教育，又让人感到是在公安人员面前替她求情。一位叫做汪洋的年轻记者，在饭桌上与领导顶撞之后，在走廊里对同事们说：“不能自我阉割，否则得不到尊重。”所有在场的人们，眼睛都热了。
一位制片人离开，同事们念叨此人的好处在于“给我扛压力”，并希望新来的替补者也能“接着扛”。一位不到天年的女同事去世，大伙儿在殡仪馆哭得泪人儿似的，除了悼念，还有兔死狐悲的意思。当然，事情过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次将自己隐藏起来。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此前一位叫做大宝的老兄，就因为写思想汇报材料时说了一句玩笑话，被停职了。
头儿开会时这样要求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搞政治肯定有对和错，‘左’与‘右’，（有）这方面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件事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群众生活不利，最好不要去碰。”在场一些十分年轻的记者编辑，显出一种似懂非懂的表情。“喉舌”，对他们来说，是一门需要单独掌握的专业课题。
片长180分钟，有人认为需要再精炼一些，但我恰恰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优点。郭熙志放进去许多看似无关的细节，那些远离主题的碎片，不停地游离出去，又不停地找补回来，庞杂而丰富。
就像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同时听到周围的许多杂音和噪音。只有包含了更多碎片的混杂叙事，才能释放我们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生活本身。比如在被拆迁的老村深巷里，两个天真的孩子被摄入了镜头，他们像小动物一样被母亲关在了屋里。不安气氛中这一小段插播，透出一丝人类生命坚韧的底色和阳光。
郭熙志19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从安徽的电视台辗转到了深圳。拍完这部片子后，他便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现为深圳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他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渡口》，陆陆续续已经拍了十余年，有关他的家乡安徽铜陵市大通镇。这个在历史上发达富庶的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他自称“这是一件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6/04.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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