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多在公共领域发言,近些年来我曾被不少媒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时而还会入选一些年度榜单。我敢断定,最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词。

当时人们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为推崇艾米尔·左拉的缘故,在每年时事评论课快结束时,我还会给学生们播放电影《左拉传》,和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一代分享《我控诉》里的清醒与担当,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没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累福斯定会死在牢里。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良知与勇气。然而当有媒体记者把我贴上这个标签并且询问我对此“身份”有何感想时,我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暧昧——既不公开拒绝,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开拒绝是因为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共同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底线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觉写作时瞻前顾后,做得很不够,自惭形秽;二是不喜欢被人贴上标签。我信奉“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只希望用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个外加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身份。更何况,如读者所知,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独不缺各式标签与“帽子戏法”。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短短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与“汉奸”“五毛”相提并论的坏词。而这也是我在持续几个月的方韩大战中,看到的最痛心的一幕。

这个社会还没有学会理性讨论,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被缩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价地滥用。任何在公共领域发言批评的人便成了“公知”,。继而又有人创造了“母知”。

我时常感慨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当我平素尊重的一些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用这样地词语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并自我撇清时,我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有股浊流,自甘堕落、无善不摧,又在自毁长城。对于一些人,现在不是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现在流行的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微博之上,处处枪林弹雨。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有的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删微博走人,再次印证“劣币驱逐良币”;有的人索性比坏,看看谁骂得更狠,一来二去,便有了“良币追逐劣币”。守不住自己,良币也变成劣币了。

对于前一种,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极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的荒诞。知识分子必须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所以我在微博上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至于后一种,关键还在于对独立精神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独立精神,不仅包括独立于威权与商业,独立于民众,独立于自己过去之荣辱,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观点,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保持一颗自由交流的心。若无自由交流之环境,更要时刻提醒自己不比坏。别人强迫你不强迫;别人断章取义你不断章取义;不必学人去做脏话与暴力的奴隶,那不是你要的平等。

毋须讳言,这是一个势利的世界,一个“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的世界。表达压力不仅来自威权,同样会来自民众——想想左拉当年如何被国民围攻。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常见的情形是,早上出门,还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因为昨晚对弱者深切的同情和对权力的大胆批判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到家时可能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了,因为中午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反对者希望折断你手中的铅笔,而那顶和某个铅笔型号有关的帽子也该轮到你戴了。

其实,无论别人赞扬还是诋毁,你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你。这世界,总有人会相信你,理解你,也总有人不相信你,不理解你,而时间终究有限,不要去纠缠比坏,不要易粪相食,只负责任地思考与讲真话。在 “自杀”与“杀人”之间,在逃之夭夭的出世与争强好胜的入世之间,知识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过守卫自己的理性与价值观从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为天下”自勉,就是认为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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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熊培云:守得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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