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故不会在港设大使馆或领事馆等外交机构，因此称其在港代表机构为新社华香港分社，人称大分社。而总部在北京的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也有一家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被人称为小分社，现名是新华社香港亚太分社。
香港夜景
作者：赵兹（原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选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15年前的此时，我作为《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被派往香港报道回归。当时内地派出了600多人的中央新闻采访团，全部由在北京的中央媒体组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统筹。
不想三年多后，2001年的1月，我被中联办借调到港工作，出任香港《经济导报》的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
中联办，全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基本法》保证回归后的香港50年不变，但中央驻港机构不在其列。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决定，2000年1月18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联办。
香港回归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故不会在港设大使馆或领事馆等外交机构，因此称其在港代表机构为新社华香港分社，人称大分社。而总部在北京的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也有一家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被人称为小分社，现名是新华社香港亚太分社。
中联办的名称颇有讲究，“中央人民政府”这个称谓在内地已鲜使用，在香港使用，可以凸显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回归前，大分社担负着中央委托在港的各方面任务；回归后，外交事务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负责，防务由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中联办的工作就转为以联系香港各界人士，促进两地交流为主。
组织赴内地访问团和参加国情研修班是中联办所承担的一项任务，迄今已使3000多名香港公务员在内地接受了国情培训课程，给他们授课的老师有中央党校校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防大学将军、名牌大学教授等，其中专门针对新闻界的国情研修班，吸引了不少香港媒体的中高层报名参加；而到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国情培训已成为香港16万公务员的必修课之一。
2001年我刚到香港时，中联办的主任还是原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记得一次听他谈到中联办情况时，介绍他在任期内完成的三件事情：改名字，即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改名为中联办；搬房子，指中联办由皇后大道东迁址到西环；还有就是摸路子，指回归后，中联办研究在香港的工作方针和探索工作方式。他继而感慨地说，他已来港工作五年，不久就要回北京了，但香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
中联办设有一位主任及九位副主任，内设 23个部门。500多名工作人员多是从全国各地各单位借调而来，工作几年后，再回到内地的原来单位。
不过，也有不能顺利回到原单位的。如2003年，被外国情报机关多年前收买的蔡小洪暴露，一时成为各报章的头条新闻，他的身份竟是中联办的秘书长。我当时看到中联办的一位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称此案的出现仅是冰山一角。
我当时作了十多年的港台新闻报道工作，大约是这个缘故，被中联办借调到港工作。巧的是，我同新华社香港亚太分社社长薛永兴，广电总局驻港记者站站长夏一强，《紫荆》杂志社长周庆、《人民日报》香港记者站首席代表吴长生，生肖都是老鼠，有人开玩笑说是“五鼠闹香港”。
除我所在的《经济导报》，在香港同被称为左派报刊的还有《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紫荆》杂志。
游行文化
我刚到香港时，中联办还在皇后大道东临街的一栋大楼办公，楼后面是一大片西式墓地，这条街被侯德健那首“皇后大道东”的歌唱得很出名。2002年，中联办迁址到了西环两条街的中间，正门叫干诺道西160号，后门则开在飘有鱼腥味的海味街德辅道，这座十多层高的大楼顶部有个圆形建筑，里面有个能眺望无敌海景的餐厅。
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驻机构，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各方目光。后门角落处摆放有几排“铁马”，是香港警方为划分隔离区准备的，因为这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表达意见的团体和个人来示威。由于大楼的前门栽种着植物绿化，香港警察以有可能破坏植被为由，禁止示威者从这里接近大楼，示威区就会转移到后门；当警察用“铁马”将他们与大楼区隔开时，那些人就会再转移到街对面的便道上，在墙壁上涂涂写写，高呼口号，表达诉求。
从2003年起，几乎每年“七一”都会有大批团体和人士举行游行示威。每次游行都会打出不同的标语口号，如我亲眼看到的2003年号称50万人的大游行，打出的标语主要是反对特区政府拟通过实施《基本法》23条（即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等多项条文作出立法指引的宪法条文）；第二年的“七一”游行，则主要是对港府表示不满，对特首有意见。
至于平日，各种游行示威更是家常便饭，如有保卫钓鱼岛的示威，有争取居港权的示威，有菲佣要求涨工资的示威，还有同性恋人士和性工作者的示威等等。
各种游行只需事前向警署申请，而一般警署都会发给申请者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即算认可。据2009年香港保安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在过去的三年，警方共发出了1831份这样的通知书，其中有633份涉及到在中环，即在港府和立法会所在地举行的公众游行。而政府对待示威的回应也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官腔：“我们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
国际媒体曾把香港称作“示威之都”。这也难怪，据香港政府统计，在1997年7月至2005年12月期间，香港的游戏示威和集会多达1.8534万次，平均每年有近2500宗，每天超过6次。而近年每年均有5000宗示威，平均每天10多宗，公众假期和周末是举行示威的热闹日子，港岛则是示威热点地区。这可视为是港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指标，却也是香港社会政治化的表现。
有位内地首次来港的朋友告诉我，他刚一出红磡火车站，就看到有人举着大幅政治性的标语，使他有点心惊胆战；在天星码头，还有人递给他宣传小册子和光盘，更使得他手足无措。
这使我想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次来港，到中环参观证券交易所后走出来时，刚好突遇在附近向日本领事馆示威的一大群人，这些大呼小叫的示威者还点火焚烧纸制标语，叫我们这些内地客感到好一阵紧张，而周边的人们却熟视无睹。
我后在港工作期间，多次亲眼目睹各式举着标语条幅，呼喊口号的盛大游行。由于有警察从旁引导，浩浩荡荡的人流秩序井然，各行其道，大都好聚好散，对这种游行文化也就见怪不怪了。更让我称奇的是，甚至十多万人的游行队伍走过后，街道上竟看不到什么丢弃物。
各式游行已经成为“七一”的特色节目，各种诉求的人们各唱各的戏，互不冲突：有的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有的全家出动，还把小孩扛在肩膀上，就像是在过嘉年华。对于其间出现过火行动的，在旁维持秩序的警察会用扬声器播放标准的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