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跳脱了“小国无外交”的“定律”，甚至做到了“小国大外交”。
“新加坡的政治人物都在思考大局，思考国家的定位，做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
新加坡努力在大国之间找到平衡点，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新加坡的安全经
□《南方周末》2012年6月21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新加坡
在短短两天之内，请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军政高官吃饭——听上去，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你有钱，花得出去吗？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做到了。更牛的是，他不仅今年做得到，去年做得到，而且明年也做得到，每年都做得到。每到5月底、6月初，二十多国的防长和高官都会如约飞赴这个西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行程中必然包括与新加坡防长共进午餐。
这当然不是因为黄永宏有多大的个人魅力。他为防长们准备的午餐，只是新加坡这个周旋于大国之间的小国，利用灵活的外交身段换回安全环境的一个小小细节而已。
最有远见的决定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白杜鹃”厅和“粉杜鹃”厅，是作为“地主”的黄永宏请各国防长们吃午餐的地方。
吃饭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借吃饭之机把大家凑到一起，关起门来说说话才是关键。为了给防长们提供一个私密的交流场合，两个房间严格禁止外人进入。不过，黄永宏向南方周末记者大致透露了防长们交流的话题：“比如朝鲜半岛正在发生什么，南海问题，缅甸改革，海盗问题，等等。”
“在午宴上，我们可以交流各自的看法和观点。尽管这种对话并不能形成有约束力的成果，也不是交流和形成解决问题机制的正式会面，但我认为，这是各国防长之间互相交流的非常高效的平台，对我们制定更好的政策、回应各方的关切，都非常有用。从这种交流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黄永宏说。
防长们每年初夏聚集新加坡，参加的是“亚洲安全峰会”，又名“香格里拉对话”。
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其他峰会不同，香格里拉对话由非政府智库——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主办，是一次纯粹的“清谈会”。如黄永宏所言，会议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件和协议。
但这并不妨碍各国防长借此机会见面，商讨协作意向，乃至签订双边协定。
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黄永宏就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签订了一项关于扩展新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协议。根据协议，新加坡空军将能够继续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奥基（Oakey）陆军飞行中心进行训练，直至2027年。
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微型”岛国，新加坡境内缺乏远离市区的大型军事训练基地，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便至关重要。
国人常以“弹丸之地”形容香港，实际上，新加坡的面积还不到香港的2/3。举行香格里拉对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占地15英亩（约合6万平方米），整个新加坡的面积只相当于11000多个这样的酒店的总和。
但新加坡跳脱了“小国无外交”的“定律”，甚至做到了“小国大外交”。
“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在中国、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之间游刃有余。更何况，从地缘上来说，它还被穆斯林国家包围着，可以想见外交有多么不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新加坡的政治人物都在思考大局，思考国家的定位，做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
与IISS合作，协办香格里拉对话，是这些事情当中的一件。
这项开始于2002年的峰会，有意模仿每年年初在德国举办的“防务领域的达沃斯论坛”——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一开始，我们考虑过其他的合作选择，比如考虑过和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合作。但新加坡政府给了我们最积极的回应。”IISS亚太区负责人赫胥黎（Tim Huxley）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的新加坡总统纳丹对于香格里拉对话选在新加坡进行功不可没。”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说。阎学通从第一届开始便参与了香格里拉对话，他透露：由于对话的主导和冠名皆为IISS，一些本有意合作的国家打起了退堂鼓。“我花了钱，但办完之后名字都是你的，别的国家都觉得亏，不愿意做。但纳丹就很聪明，他不去计较‘以谁为主’的问题：好，我们就给你们提供服务，你们来干。”
峰会的效果，超出了IISS和新加坡政府的预料。“新加坡政府很受触动。从2003年开始，他们更加热情地为我们提供后勤和安保等方面的支持和方便。”赫胥黎说。
纳丹的选择成了最有远见的决定。根据新加坡政府和IISS的协议，双方的合作将至少持续到2019年。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7年之内，新加坡国防部长仍然能够继续不费太多力气地请到二十多个国家的防长和高官共进午餐。
很多朋友，没有敌人
香格里拉对话进行的几天里，郑永年也很忙。
虽然郑永年并不是正式的参会代表，也并未现身会场，但他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要接待一批批客人——他们都是前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各国政要、学者和媒体人。
作为新加坡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东亚研究所也搭上了香格里拉对话的“顺风车”。
“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但能生产智慧。”郑永年说，“新加坡是东盟的智库。”
但四十多年前独立建国时，新加坡非但不是什么智库，还一度被国际社会怀疑：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扼守着大国必争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由多元种族的移民组成，置身动荡不安的东南亚，紧邻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猜忌重重的邻国，初生的新加坡脆弱而敏感。
“国父”李光耀选择了后来被称为“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在他看来，东南亚从来就是大国势力激烈角逐的地方，要把它们排除出东南亚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大国的存在未必就是对新加坡不利的，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最大范围地交朋友，最小心地避免制造敌人。
基于这样的理念，李光耀倒向了美国。他认为，美国的存在给亚太地区带来了均衡的力量对比和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的状态。
“我们并不对强大的中国存有猜忌，我们不亲苏，也不亲中，我们亲西方，因为那符合新加坡和我们邻国的利益。”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直言。
“现在很多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要拉美国？一些人认为它是针对中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郑永年说，“它的大国外交是要为周边外交服务的。在这一地区，一旦发生了问题，谁来帮助新加坡？就是美国。”
在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中，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是重点。而为了在这些重点外交上达到目的，则主要依靠美国。
但亲美国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中国——对新加坡而言，与每一个大国都交朋友才是目标。
“新加坡如果得罪了哪一个国家，它很容易就没了。”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所以它现在既不能得罪美国，又不能得罪中国。”
在吴士存看来，新加坡在成功地在大国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之外，还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样的经验固然诱人，但并不适合中国学习。
“新加坡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更多像是一个‘局外人’，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谈，而中国则不一样。”吴士存说，“此外，新加坡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也决定了，像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平台更适合在这里举行。”
对话产生智慧
“新加坡的外交被许多人视为‘小国大外交’的成功范例，您能否分享新加坡在军事外交方面的经验？”6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向刚刚宴请了各国防长的黄永宏提问。
“我不确定新加坡的外交是否足够称得上‘成功’。”黄永宏语带谦虚地回答，“我们尽量去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新加坡政府相信对话的重要性。在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智慧，听取各方的意见，并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是举办香格里拉对话的原因，也是我设午宴招待各国防长和高级官员的原因。”
各类开放的对话平台，是新加坡外交中的重要工具。
“新加坡是将自己的国家作为开放的平台，美国可以来，印度可以来，中国可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来。”郑永年说，“虽然如此开放，但没有人可以说新加坡丢了主权。相反，如今的新加坡在主权问题上非常强硬，现在还有谁想欺负新加坡呢？”
由于特殊的外交地位，新加坡不仅充当了平台，有时甚至扮演了大国之间的“传话”角色。
根据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的叙述，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总统里根准备售卖武器给中国以抗衡苏联。通过李光耀之口，里根向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传口信：不要在当时催促美国售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但他又同时保证：美国不会“背弃”台湾。
另一位美国总统老布什，在中国1989年政治方波之后面临着来自美国国会的制裁中国的压力，他通过李光耀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传达口信，设法解决中美关系的僵局。
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史上举世瞩目的“汪辜（海协会汪道涵会长与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会谈”举行，地点既不在大陆也不再台湾，而是——新加坡。“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的会谈地点。”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借助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大型多边论坛，国与国之间或公开、或私下的对话更是频繁发生。
关于对话，最新的一则消息是：6月18日，黄永宏访华，他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在北京八一大楼，中国与新加坡的军事高官举行了会谈。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披露，但通过官方的消息可以得知，他们的对话主题包括两国两军关系、地区安全、南海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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