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美国的帝国主义之路
进入专题： 美国 帝国主义 ● 约翰·米尔斯海默
在冷战以后，美国人民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抱有深深的乐观，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精英认为，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使得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宏大战略都在围绕这个基本判断来制定。
美国《国家利益》发文称，这种战略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的走上衰落之路，重新回归离岸平衡战略是最佳选择。当然，这不是说明美国要放弃霸权，这是抑制中国最好的方法。
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许多美国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未来都抱有深深的乐观。比尔•克林顿总统也是其中一员，1993年9月间，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显然，此刻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每天都在满怀希望的巨变中接受洗礼。冷战已经结束。世界不再分裂成两个愤怒的武装阵营。几十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已经诞生。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所有这些良好感觉背后的基础，都来源于两篇著名的文章，它们出自新保守主义者阵营中的精英之手。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曾发表《历史的终结？》，文中指出，西方国家已经赢得了针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注意的决定性胜利，因此自由民主理应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尽管“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仍深陷于历史的泥潭，而且将为今后许多年里成为冲突的温床”，但这种“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之一，他认为，是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成为记忆”。而且，自由民主和和平最终也会降临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时光之砂”正在毫不留情的将历史向那个方向推动。
一年后，查尔斯•克劳瑟莫在《单极时刻》中强调，美国已经从冷战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主张，对于这种权力的行使，美国领袖们应当毫无保留，“为了领导一个单极世界，美国应该当之无愧的设计世界秩序，并随时准备将其付诸实现”。在对未来的观点方面，克劳瑟莫与福山几乎配合天衣无缝：美国应当带头把民主模式带给世界各地的欠发达国家。毕竟，鉴于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实力，以及诡计多端的历史，因此这并不算什么特别困难的使命。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宏大战略都在围绕这个基本判断来制定，其中多半原因在于，对于福山和克劳瑟莫早年的分析，华盛顿环路的决策者们大多对此表示赞同。
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自1989年以来，美国每三年都会令人吃惊的身处两场战争之中，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对世界事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战争不断，便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官僚势力，这不仅有损于公民自由，也难以有效约束领导人的行为。而他们最终总是会采纳最为残酷的政策，并往往伴随着独裁专制。国父们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言，“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在不断的争斗中保护自己的自由”。近十年来，华盛顿实施的政策，比如暗杀、引渡以及刑讯，更不用说还有对国内法制的弱化，都显示了先辈们担心的必要。
更加糟糕的是，如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长期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付出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四万七千名美军士兵伤亡。伊拉克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自从2003年3月爆发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已经有超过十万平民被杀，大约两百万伊拉克人离开祖国，还有一百七十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此外，尽管所有人都在虚伪的谈论伊拉克的“爆发”已经生效，以及同样的战略可以造就另外一个阿富汗奇迹，但美国军队在这两场冲突中都没有取得最终胜利。
未来几年，我们或许还会深陷于这两个泥潭，继续追求那些虚无飘渺的胜利。
对于另外三个主要的外交难题，美国同样难以化解。由于担心德黑兰获得核武器，华盛顿曾为了关闭伊朗的铀浓缩能力而加班加点，但没有取得成功。美国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如今似乎也对要求平壤放弃它们无能为力。最后，后冷战时期，虽然每个政府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都曾尝试调节，但无人成功。一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被并入大以色列，这个问题的所有指标都会进一步恶化。
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相，在当今世界，所有外交麻烦的前线都有美国的身影，而今后几年里，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瓦解，以及指责逐步上升到恶毒的水平，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最近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发现，“今后五十年，将仅有百分之三十三美国人认为美国将继续成为世界领导国家”，考虑上述因素，这种未来其实不足为奇。显而易见的是，1990年代勇猛的冲劲已经被更加悲观的论调所取代。
这种令人遗憾的处境给我们提出了难题：我们错在哪里？美国还能否走上正轨？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的走上衰落之路。在怎样决定总体战略方面，美国总要做出一个选择。孤立主义曾是一些自由主义者追捧的选择之一。这个思路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无视西半球之外的地区，战略的重点则在于珍视美国人的鲜血和金钱。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非常安全，因为两条广阔的护城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将这个国家与其它大国分离开来，而且自1945年以来，拥有核武器的美国身处世界之巅。不过，虽然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有着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但政府实际上没有机会采纳这种政策。因为从那时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组织倡导的国际激进主义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一思路。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在世界舞台上实施军事干预。尽管总体战略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保护美国的安全，然而却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倡导孤立主义。这意味着，驱使美国公众热衷于统治世界，尤其是在遥远的地区作战，总是优先于其他所有事务。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传统总体战略，离岸平衡是另外一个选择。这种论断的信念在于，世界上有三个地区对于美国至关重要——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美国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主导这个地区的事务。这样一来，便可以保证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可以把国力专注于国内，而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是依赖当地国家来对抗崛起中的地区霸主，或保持美国军事力量停留在可见视界之内。但这个方式如果被证明不可行的话，美国的海外军队便会协助完成这个工作，最终镇压潜在霸主。
选择性参与战略假定，在世界上，唯有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才是美国愿意部署军事力量的地区。这是一个比离岸平衡更加野心勃勃的战略，它呼吁美国应在这些地区永久性的驻扎军队，以协助维护和平。这个战略并不仅仅满足于遏制地区霸主的崛起，为了不让动荡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不被迫拖入战争，它还要求必须阻止这些地区爆发冲突。对于限制核扩散，美国的存在也极为必要。不过，所有这些战略中，并没有呼吁华盛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特别是以战争的形式。
美国的麻烦根源在于，二战之后，这个国家采取了一种分裂的总体战略。自克林顿政府以降，美国拒绝了所有其他的途径，转而追求对世界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说全球的霸权，它不仅注定将会失败，而且如果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达成野心的话，还有可能引起危险的副作用。
全球称霸战略有两个广义目标：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即确认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民主，也就是说，要让美国的形象遍及世界各地。
其潜在的信念认为，新的自由民主政府将有着更多的和平以及亲美倾向，因此是更好的模式。当然，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必须关注全球每个国家的政治事务。这种战略并没有试图优先对美国的利益进行严肃思考，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美国是没有国界的。
这种总体战略的核心是“帝国”，其倡导者相信，美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有些人认为，这种傲慢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但九十年代之后的绝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们反而坚信，其他国家——拯救所谓的无赖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会将美国看作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善良霸主。
然而，在如何更好的达成战略目标方面，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一方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可以依赖武装力量来支配和改变地球的面貌，而且由于美国的力量如此强大，因此通常可以单方面作出行动。实际上，他们往往公开蔑视美国的传统盟友，以及那些国际机构，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格列佛笔下的小人国而已。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传播民主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使命。对他们来说，成功地关键在于推翻暴君，这样一来，便不必为保护国家建设付出太多精力。
另一方则是自由帝国主义者，他们当然愿意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作为社会引擎。不过，与新保守主义者相比，对于单凭武装力量来达成目标，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因此，自由帝国主义者认为，要想统治世界，美国必须与盟友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虽然他们也认为，民主制度应该得到大范围传播，但自由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者那样，在向其他国家出口这种制度方面付出太多热情。柏林墙倒下之后，在我们开启重建世界的进程之中，正是这些支配世界的准则主导了我们的议程。
比尔•克林顿是任期在冷战之后的首任总统，他的政府自始至终都在追求全球霸权。然而，克林顿的外交团队由自由帝国主义者构成。因此，尽管这位总统及其代理人热衷于统治世界，但在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他们却十分审慎和精明（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一番著名讲话曾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她表示，“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对未来的预见方面，我们站的更高，所以看得更远”）。他们或许热衷于推动单极时刻不断延续，但其追随者，甚至民主模式的倡导者很快发现，建设国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使命。
就职第一年，克林顿不假思索的允许美国介入索马里的重建工作。但是，1993年10月摩加迪沙一次交火导致18名美军士兵丧生之后（著名电影《黑影坠落》的原型），他立即将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国家。实际上，这届政府被这次失败吓破了胆，以至于1994年卢旺达爆发种族骚乱时，尽管并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但它仍然拒绝派兵干预。不错，1994年9月，克林顿曾许诺美国军队会介入海地，赶走野蛮的军事政权，但他首先必须压倒占据议会多数的反对党，而且要花费大量时间取得联合国对于军事干预的授权。当绝大部分美国军队抵达海地时，已经是1996年3月，此时已经没有时间对重建国家进行认真的尝试。
1992年大选期间，对于波斯尼亚的战争，克林顿曾对塞尔维亚放出狠话，不过就职之后，却迟迟不见行动，在1995年的战争中，他只使用了空军。1999年，由于科索沃问题，他与塞尔维亚第二次爆发战争，这次，尽管他的北约司令官韦思利.克拉克将军，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都曾施加压力，但他仍然选择依赖空军力量。
1998年初，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施加压力，要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
总统支持将推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作为长期目标，但拒绝使用战争方式。比尔.克林顿治下的美国，正如理查德.哈斯给出的评语，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治安管”。
在整个八年任期之中，尽管克林顿政府对于达成全球霸主目标并无太大进步，但他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避免了出现灾难性情况。这届政府似乎懂得国家建设的内在困难，而且不愿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献血和财富。
尽管如此，鉴于美国公众对于海外冒险的天然反感，到2000年大选时，即便是审慎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也极为不得人心。小布什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外交政策过于狂热，应当改弦更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特别主张应该把更多精力用于重建这些国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呼吁，美国应当缩小目标，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传统的冷战盟友。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他指出，是崛起的中国；却并没有太多关注恐怖主义。因此，布什强调有选择参与的总体战略。这样一来，他的竞争者，尽管经过全面包装，但呼吁仍追求全球霸权的副总统阿里.戈尔遭到失败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布什获胜之后，美国看上去似乎会采取不太有野心的总体战略。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自从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彻底改变了对于世界的思路。
自从那个令人恐惧的日子之后，毫无疑问，华盛顿将恐怖主义看作自己的头号威胁。但在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方面，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接下来一年，布什回避了有选择参与思路，全面接受全球霸权战略。但与其前任不同，这届政府采纳了新保守主义者治理世界的那一套办法。这意味着优先单方面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美国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布什路线”时代，这一路线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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