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的浪潮。我是赞成否定文革的，但否定可以是从不同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目的的否定。比如，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且最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革命运动，文革中会不会有一些积极的、先进的、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思想与实践成果呢？如果有，但由于毛泽东的专制本质、人格特征、思想局限以及当时政治制度的限制，这些极其宝贵的探索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甚至不被今天绝大多数人们知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定文革，也是指出它不可避免地扼杀、压制、扭曲了自身某些合理、宝贵、有益探索的必然性，这是不是一种思想认识的提高呢？是不是一种新的觉悟呢？
文革反对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令后人叹惋的例证。
我认为，反官僚集团斗争是文革的主线与核心。它既是“两个文革”（即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相重合的部分，也是它们相冲突并导致相分裂的部分，甚至也是文革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不弄清楚这一点，就不但不能了解文革本质及其演变，也不能真正地否定文革。
对官僚制的认识以及对其自利性的斗争，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具有更加迫切与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作为历史背景，简要地论述官僚制在中国的重生及阶段性发展过程。目的是与读者一起，对这个制度与阶级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二、新官僚集团的崛起
当代中国官僚阶级1的发展，以1976年文革结束为转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49～1976），产生了中国新一代官僚集团。
1949年10月中共正式建政，立朝垂统，开始履行新的政治使命，包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所有制改造、领导经济建设、在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道一风清”以及管理国家公共事务。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与任务相适应的国家管理者队伍。虽然中共在这一阶段始终没有完全清醒地认识到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革命者到执政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也不可能阻止新的官僚集团的产生。
区别于一般官僚制的特点，新中国新的官僚集团的胎盘中既有一党专政、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的体制基因，也有中国古代社会官僚集团传统的诸种延续；不过由于革命者的精神风貌还有保留，也由于毛泽东对官僚集团萌生的官僚主义特别是自利性的警惕与打压，使得这个集团在生成演变中，始终不能因其社会地位及权力资源，形成真正自觉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准则，没有产生太大的异化和危害社会的影响，没有完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与人民保持了基本正面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共体制及路线错误为虎作伥，构成了与人民矛盾的诸种病灶，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但它本身也是极权国家的受害者，是许多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奠定了今日官僚专制的基础。
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官僚的总数量，至今没有查找到相关的统计。大体上，按照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及相关政治组织、国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总数做一个估算，这个队伍应当有1000万人左右。一个侧面的例证是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仅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就达850万至 900万人2。
其时这个队伍的构成，大体包括四个部分：
一是职业革命者。这是主体。其中又包括：
⑴共产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人员。用托洛斯基和德热拉斯的话来说，这些职业革命家是后来官僚集团即新阶级的创始人，虽然前后身份不同，但他们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当然是不同性质权力的核心。他们的人数，如果说建政初期官僚总数为1000万人，按照20∶1的比例计，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有50多万3。
⑵革命根据地（又叫解放区）的共产党脱产干部。老解放区的干部总数难以找到相关的介绍。但如果按照笔者父亲介绍的解放战争后期抽调南下干部与留下干部的数量大体为1∶1的比例分析的话，它应当有30万人左右。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要求各解放区按此人数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但实际上这个数量并不够，比如如果按照原先的计划，总共需要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但进占南京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就抽调干部学生超过4600人；进据上海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的包括从香港抽调来的接管干部，就超过3万人。在中小城市和县，也都超过原先计划的2～5倍。仅湖南一省，一下子就留下了南下干部近1.5万人之多。据粗略估算，实际上随军南下有十几万干部。
⑶国统区（又叫白区）的地下党员。这部分党员总数依然查找不到相关的统计，据有关文章介绍，仅南京就有2000人，而且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后的政府工作，或者随军前往西南接收政权。
⑷解放军的转业人员。由于新解放地区的干部紧缺的矛盾仍然突出，毛泽东于是要求南下的210万解放军也要成为做政权管理工作的工作队和干部学校4，中共中央更明确决定“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同意“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参与接收和接管工作5。实际上军队干部成为解放城市的军管会主要成员，以及以下的各级工作队成员，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在战争结束后正式转业参加政府管理工作。
二是民主党派人士。确切数字查找不到，但据统计，仅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上人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占据了40%以上。
三是原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这部分总人数也无法找到，但据相关史料透露，在许多新解放区，对旧政府的官员实行了全部接收、原岗原薪的政策，因此其数量不会是个小数。比如据当时统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而且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如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23名；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审判员16人中有旧司法人员13名6。
四是新吸收的革命青年。比如1949年8月从南京出发随二野解放西南时的西南服务团，总数为1.7万人，其中老区干部6000人，来自上海、苏南、安徽、山东、北平、东北、南京等地新区知识青年11000人7。
三、中国官僚集团新起时的特点
苏联“老大哥”开创了由一个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例。对于后来被复制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苏联模式中，昭示了由德热拉斯说明的官僚阶级产生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特点。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做法更强化了它的崛起，并使其具有非同一般的特色。
（一）经济因素
1．普遍因素下的中国激进
学者们已经指出苏联模式中的经济部分与官僚制强化有关系的因素，大体包括三点：一、对匮乏的管制；二、计划经济的根本经济制度；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三点同样适用于中国。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中国在许多时候用力更大，因而官僚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而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更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一个正式的科层制组织也就是“单位”中，他的所有经济活动、个人行为甚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受到严格的管控。到了文革时期，经济的控制及组织化可谓登峰造极，在农村就连仅存的一点自留地和家庭生产物品的集市贸易，也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除。
当然，官僚制也为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鲁道夫•巴赫罗在《东欧的抉择》一书中所说的，“官僚制在保证工业腾飞所必须的强制性积累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即在工业化革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替代作用8。在共产党专政和计划经济下，工业腾飞所需要的剩余产品的积累水平，绝不可能通过公平和民主的方式获得，上华山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我们不妨回忆当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就此问题的激辩，所谓大仁与小义之争。其实梁漱溟的失误就在于他没有看出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实在是舍此无可他图。靠着计划经济与对农民的剥夺，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且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在农村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
2．在经济上导致中国官僚集团强化的特殊因素，是毛泽东的左倾冒进的经济跃进。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导致了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经济的衰退，而且埋下了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以及日后决裂的伏笔。官僚集团对于这场由毛泽东策动的大跃进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抵制了毛的跃进，但更多的人，配合了毛，也欺骗了毛，后者既是这场祸国殃民的经济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波助澜者，也是毛泽东在因此发生的高层政治斗争中的依靠者。
毛泽东有着社会主义经济能够超常发展的巨大空想与热情，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一种狂妄自大的特点：“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9”同时，“共产党领袖也必然趋向于好大喜功，由于人类的弱点，以及当权者希望被认作有权势的风云人物的内在需要，好大喜功就成为他们不可抵抗的诱惑。10”而这种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又与专权、独裁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在强力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并取得“成功”之后，从1956年起，就频频地发出经济跃进、15年超过英国的号召，并批斗以周恩来为首的主张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1957年的反右斗争，凝聚、纯化并提升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强悍而果决的集体自卫意识，又促进了农村集体化的热潮11。在毛泽东充满热情的动员和他呼呼作响的皮鞭下，终于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大跃进的总路线，明确了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共识，使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思想在全党正式得以确立。此后高层的官僚采取向毛效忠的方式，一是纷纷提供大跃进的各种方案如钢铁产量1958年要比上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是使出层层发动、拔白旗插红旗的高压驱迫甚至残酷斗争办法12；而基层的许多官僚，又以解放思想和放卫星的各种成果，来为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提供佐证和典型，形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人们至今很少从官僚制的角度去分析它与造成新中国经济建设上诸多重大失误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这种极权的官僚集团的威力，这些失误和事件很难形成。《随笔》杂志2010年第3期载有作家尧山璧回忆大跃进时期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的一篇文章《徐水大跃进》，告诉我们在那个匪夷所思的年代，徐水是如何在官僚集团——上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是省、地区、县的领导，下至乡村干部，其间的核心人物是县委书记张国忠——的集体驱动下，村村炼钢铁，社社办大学，庄稼放高产卫星，高级社改为人民公社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为了达到这些，徐水县本身采取了严酷的胁迫甚至镇压手段，仅本县就建立三个劳改农场，县乡村三级成立劳改队，共劳改集训人员7925人。为了迎接上级和外宾的参观，将“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强制转移到其它村，如一个村有400户，就有100户被强制转移，“民兵押送，说走就走，只能带衣服、被褥。长长的队伍默默出发，头上冷冷的月光，两边是刺刀的寒光，大人不得交头接耳，小孩不能哭闹。不识字的农民说，这是对待俘虏，有文化的人说，百姓成了‘白俄’”。而国家、省、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则以工作指导、经验总结、宣传歌颂、科学论证、物资支持、全国推广的种种强大的手段对徐水予以支持扶助13，不但使得徐水干部头脑越来越发烧，工作越来越离奇，而且以徐水为榜样，在全国兴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即使在神话破灭后，张国忠仍然以行政手段压制真相，封锁消息，打击说真话的人。1960年，徐水县饿死329人，1961年，饿死1642人14。
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是毛泽东时期执政党和政府最大的罪行，也是官僚集团的最大罪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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