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民思潮」是香港近年來,首個真正由中學生主導的活躍社運團體。團體成立是為了反對特區政府強推的國民教育,但成員並非只有「三分鐘熱度」。他們理念清晰、行動迅速、組織嚴密。200名成員義工,分政策組、文宣組、音樂組、行動組等數個小組,「舊人帶新人」,針對具體政策和議題配合行動。

文/雨文

「愛國不等於要愛共產黨!國民教育卻是要我們愛共產黨,完全是洗腦,我們不要被洗腦!在中國未走向民主之前,香港都不應有國民教育。」

憑著這樣的清晰立場,三名90後中學生在2011年5月29日,即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諮詢稿後一個多月,在社交網站facebook群組發起「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即時吸引數百名中學生加入。他們沒有政黨背景或支援,僅憑自己的單純信念、鏗鏘有力的理性論述,由網上討論、街頭運動,到不斷「探訪」教育局長吳克儉等連串在公眾眼中的「激烈」行動,令媒體、淡漠的公眾、教育界亦為之折服,在全城捲起一場反洗腦的滔天巨浪,一直沉默的家長們亦為之感動而加入戰場。

「過往政府投放了很多金錢在國民教育交流團,我自己就參加過不少。到了內地,有公安開路,參觀燕京啤酒廠、現代汽車廠等,全是一面倒的好。回到香港後,我師弟說中國很好呀,街上沒有乞丐。這就是洗腦,潛意識裏告訴你中國是好的,你們搞『運動』就是阻礙國家發展。」學民思潮核心成員黎汶洛說。
18歲的黎汶洛稱:「現在的國民教育把愛國等同於愛黨,是教人愛黨。就像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用盡一切方法令人民變成順民一樣。我們愛國不是一味唱好,可以由歷史、 文化層面來認知這個國家,並可知古諷今。如果執政黨做得好,為何怕被人批評呢?如果怕,為何不改呢?而是不斷去打壓異見者?像《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動國家發展,卻遭到打壓。我們愛國不等於要愛共產黨!」

我們不是「玩玩吓」

「學民思潮」現時有200名會員,活躍的有50人左右,全是像黎汶洛一樣的中學生,發起人之一的黃之鋒僅有15歲。這群在一般人眼中的「o靚仔」,曾一度不被看好,認為只是「玩玩吓」(鬧著玩)。「我們不是精力過盛,沒事做,我們是愛這個社會才會走出來。不是三分鐘熱度,我們跟進這個議題已一年多了,目的是想引起公眾討論,如果沒人發聲,我們擔心國民教育在香港推出後,一國兩制漸漸會名存實亡。許多在內地發生的問題會在香港重演,如將來在香港批評政府的人,可能也會像現在內地維權人士一樣,被套上某些罪名而被捕;又如內地的高鐵項目,出現貪污、豆腐渣工程等問題。」

17歲的成員吳仲謙補充道︰「我身邊同學留意新聞的人很少,整個氛圍是對社會認知很少。但政治其實是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政治未碰觸到他們那一範疇時他們不會反對,但等到他們意識到政治已觸碰到他們,想反對時可能已沒有機會了,情況就有如八九民運時,政府出動坦克車一樣。」

吳仲謙是今年首屆文憑試學生,他說自己中五時完全不關心政治,中六時才開始看新聞,參加過反對自駕遊的大遊行。今年2月加入學民思潮,吸引他的是可以把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落實在社運裏。當同輩都埋首準備文憑試時,他卻為了理想甘願犧牲學業。「我覺得應做就做,不溫習也應該出來搞社運,在現在這種教育制度下我不會感到內疚。在這種學制下,我成績不好代表找不到工作。我想走自己的路,這條路與主流不同,會很難走,但我敢於承受。」

同樣是中六生的黎汶洛,走向社運這條路,是受到菜園村事件的感召。「我很感謝通識教育,建立了我的批判性思維。反高鐵時,我要寫通識科的研究報告,想瞭解社運對年青人的影響,由此認識了菜園村村民。」之後他參與了反高鐵「苦行」,由行動者變成了參與者。

黃之鋒等中學生發起反國民教育後,黎汶洛眼見比自己小的師弟們都跑出來參社運,於是決定加入學民思潮,把自己的社運經驗帶給他們,希望令整場反國民教育運動的組織更具策略,他也由社運參與者現變成組織者。「這幾個月,我們早上去行動,中午回來開會,晚上寫新聞稿,這麼堅持是想讓政府讓步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其實,我們不想搞行動,是政府逼我們這麼做的。」

嚴密的組織和分工

在香港,社會運動是屬於成年人的事,到反高鐵首次有80後出來帶領社運,但亦只是大專生層面的事情,到學民思潮出現才真正有中學生主導的社運出現。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學生不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而是現在社會公民,學生絕對有權力影響政府施政。」

成立一年以來,學民思潮由最初200多成員上街遊行,發展到今年「七一」的逾千人遊行;由自行設計單張、印製橫額、落區擺街站「嗌咪」呼籲市民上街反對國民教育,到不斷「探訪」出席地區諮詢會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傳媒多數以「狙擊」形容他們的行動),接受媒體的訪問和出席論壇,展現強而有力的論述,都一再地令公眾眼前一亮。這樣的效果,除了擁有滿腔的熱忱外,更重要的是各成員的清晰、嚴謹的邏輯思維。

「我看很多書,尤其是哲學書籍,自己很留意社會議題,這些加起來後漸漸培養出我遇到不公義事情要站出來的決心。」吳仲謙說。相對地,黎汶洛透過實踐來建立自己的論述,「書我會看,但更多地參與社運,慢慢發酵而產生自己的論述。 像《繼續運動:八十後自我研究2012》這套書對我們90後就有很好的反思,前人這麼做,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打電話請教有經驗的人,這種不斷地反思才能使運動繼續走下去。」而一些民間團體甚至一些參與過黃雀行動的人士,亦會給他們意見,使行動更為完整。

學民思潮發動抗議活動反應之快,對吳克儉的「狙擊」行動猶其突出,要歸功於嚴密的組織性。學民思潮的200名成員義工,分成政策組、文宣組、音樂組、行動組等。政府一推出有關國民政育的政策,政策組立即跟進,各成員分工閱讀有關政策文件,之後再寫成重點撮要。政策組再與核心成員開會研究,如有需要發聲明,就會即時起草聲明。

如果事態嚴重,需要有行動如遊行示威等,行動組就負責聯絡媒體及有關團體等。如果搞大型遊行像今年的七一遊行,就會由文宣組負責印製海報、橫額等。為使遊行更吸引人,歌唱組則負責在遊行時唱歌助興。

一個月擺街宣傳百次

「學民思潮」實行「舊人帶新人」策略。例如吳、黎二人都將中學畢業,為了使整個組織延續下去,他們一個舊人帶三至四個新人接受媒體訪問、與警方交涉等,藉此扶植下一代。所有資金運作全部來自擺「街站」時的市民捐款,沒有來自任何政黨、財團。

去年8月份舉行反對國民教育大遊行之前,他們在不同地區每天擺三個街站,呼籲巿民反對政府硬推國民教育,維持了一個月,總共擺了100多次街站,兼為學民思潮籌得一千多元。那時他們放學後就一起開會,然後開檔擺街站,一個人一枝咪一打宣傳單張,就這樣風雨不改。不過有時也會遇到危險,「我們擔心不認同我們理念的人會來挑釁,或者被警察難為,現在會三四個人一起擺街站。」

這群對社會懷著關愛、熱誠的中學生,一步一步走來,到今年3月終迫令政府修訂原來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訂明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立三年的「開展期」,變相把政策延遲三年推行。近日,一群家長更組織起來公開反對國民教育。

有這樣的成效,外人佩服他們的能力,但在他們自己,卻是用犧牲來換取的。「我們自己面對家庭壓力、升學壓力,但因為有熱誠才一直堅持下來。」黎汶洛每次走在行動前線,卻為父母帶來許多壓力。「有時親友會對我的家人說:『在電視裏又看到你兒子上街了。』家人只有笑著點頭,他們在承受另一種壓力,我替他們難受、很過意不去,但我不會退縮。」

在個人方面,他們不被外界人理解。吳仲謙坦言:「在朋輩眼中,我性格古怪,是個異類。老師覺得你很有挑戰性,是嘩眾取寵。看開了。」黎汶洛也感觸良多:「在這個社會,堅持理念的人就會被人標籤為激進。以前覺得很辛苦,一個人孤軍作戰。由菜園村沒人支持,到現在有這麼多志同道合者,有許多人站在自己背後默默支持,就不怕了。」

至於未來應怎樣走下去?他們說學民思潮在未來一、兩年內,仍處於與政府「打仗」的階段,長遠而言則希望把學民思潮擴展到整個中學階段的學生,繼續關注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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