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
时间：20:25-22: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许知远：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不断寻找青年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定位，著有《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纪事》《醒来》等书，在多家媒体任专栏作家，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思考。同时也是单向街书店创办人之一，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周濂长期关注公共议题，新著《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即是以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观点评论时事的文章结集。他认为：“知识与理性的公共使用，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都是当然之理。”
许知远：当时我们学校学生只关心3S，Sports, Sex, Star。现在回想才发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显现。
周濂：我觉得当时中国人当时关心的是3M，Marx, Mao, Marcuse。合在一起就是SM。
许知远：互联网年代郎咸平开始讲国进民退，芙蓉姐姐也走红了，那么多人可以关注同一件事情，而它们彼此之间又是那么不相关联。我忽然意识到标准的破坏、信息的庞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当时我读过一些和这个话题相关的书，比如《大众的反叛》，互联网年代，所有人都获得更多了信息，更容易自信自满，而这些知识由于并不是自己挣扎获得的，不是内生的，他们内心又感到脆弱，同时由于没有新的技术把他们统一在一起，他们就散落在四方。和年轻朋友的交谈，我发现一种新的明显的固化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明显。这体现在我们讨论问题对各种主义、标签的迷恋，对1，2，3，4点的迷恋，似乎真的存在左派、保守主义的人群。我们都充满了对外部力量、机械力量的迷恋。人生微妙的不可量化的东西消逝了，个人也消逝了。
周濂：我先说说我对许知远的观感，我们在剑桥见面之前，我朋友对他有一些负面评价，也导致我有一些负面想法。图书馆前，站着一个高大的，留着一头狮子般发型的人，朋友说：“这就是许知远。”我说：“啊？！”。事实证明，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许知远。我很少会对同性有这种喜欢。许知远是个很真实的人，真实到常被人误以为傲慢。他不喜欢讨好别人，可他又能以他的真实自我，让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喜欢他，这是一种成就；他还是一个谦虚的人，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记录听到的各种有价值的声音和表达。这是纯朴的表现，尽管他的外貌、文字、生活方式都非常浮华。
大众时代我们越来越成为没有个性的人。成为具有独特性的个体，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独特个体有两个维度，制度维度和个体维度。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自尊，自信以及获得他人的承认。制度性的羞辱是当下政治环境中最严重的问题。例如北京大雨，房山区摧毁性的打击，一个外地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两家人。而当北京市政府发救济粮，他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这是制度性的羞辱。一个正派的社会，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比任何目标，来的更加紧迫。为了活得有尊严，不被制度羞辱，我们除了个体的努力、选择，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环境、背景造成的。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左派，要解决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特别考虑外在对个体自尊实现的影响。
许知远：我中学时读过一本特别美好的书，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是一位著名的流浪者。有一个故事是：他有个很好的老师，赫尔岑给他写了个东西，老师找他谈话，他说：“赫尔岑，我平时对你没有太多期望，我觉得你资质平平，但是你伟大的情操会拯救你。”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一定要有一小群人秉持这样的态度，不断反抗既有的现状。我觉得我的书就是给这一小群人写的，其它人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都没有关系。
周濂：每个人年轻时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不同的，有些唯我论，认为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和成长，在于你意识到自己的平庸性。我认同许知远的观点，大众时代不要做一个平庸的人，但我近几年越来越觉得，爱、正义、平等这些观点，不需要用夸张的手法去表现，平凡的细节中才能展现力量。我刚开始对博客不太理解，因为把生活最私人的细节写在网上，就好像把内衣裤晾在外面一样。年轻时处于荷尔蒙本能的冲动，热情会消解。但你也可以通过理性，重新锻造一种热情。这种热情更理性，更有方向感。我希望在座的同学在挥洒你们无用的青春的时候，把热情导入到理性的model里面去，让它更有韧性。
许知远：我对特别正确的东西不太喜欢，正确的东西是可疑的，真实才是可信的。我喜欢的米沃什，还有哈维尔，都是高度感性和高度理性的结合。这个结合与对超越传统的渴望在一起，会形成一种张力，给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富性。
刚才周濂的解释，有种太明显的提供solution的欲望，人生处于这种状态，我们不是human being，我们是上了发条的机器。我们的一生真的挺长的，很多时间是可以把自己暴露在外界。留白生命，给自己空间和时间去乱撞，去发现自己，这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
周濂：理性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并不矛盾，比如康德。我通过理性去handle事情，与此同时，我是有很强的宗教感的人，有很强的存在感。罗素说，对于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人类的语言有时无法道知神秘的私人体验。我个人更愿意把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重要情感封存在非常私人的领域。我的公共言论不太去言说这一部分。
郭于华：追求卓越的时候不要丧失平常心，不然就很容易从niubility变成shability。我现在特别讨厌成功这个词，什么叫成功啊？有一孩子，爸爸是留英的，叫他说英文；妈妈是留日的，叫他说日文；奶奶是上海的，叫他说上海话；孩子上学，说普通话。最后这孩子3，4岁就不说话了，一句话都不说了。要追求内在快乐，成功不一定让我们快乐，有时候是很残忍的东西。我有时很同情维权的人，维权过程中因为巨大的压力，极度痛苦，变得很不正常，这虽然不能归因与他们。但我们做公益的事情，我们抗争，为了长久的可持续的韧性，越难，越应该有正常的生活。
周濂：我有三个偶像。第一位是周润发，作为在录像厅长大的人，周润发的风流倜傥、潇洒不羁，给我影响很深，我曾经试图模仿他，可是最终发现那不是我的type。第二位是乔丹，我喜欢打篮球，虽然没有打过一场正式比赛，但我总是介绍自己说我是北大校队的替补。第三位是维特根斯坦，他的那种思想的神秘主义中手术刀的理性分析能力，堪称思想的激情和冷静的完美结合。迄今为止我没有写过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论文，我觉得将他的思维方式以现代学术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解剖是一种亵渎。但在方法论上他对我的影响根深蒂固。
虽然我是一个被标签化的自由主义者，但我一直保持思想的敞开性。我会谦卑的去思考，不同立场背后的理由和道理。 当一个人让我不舒服时，他一定戳到了我的某个痛处，某个穴位。那我就会去想，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某一个特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我在Co-China和大家交流，虽然我戴的帽子是自由主义的帽子，但我并不试图把抽象的价值观灌输给你们，实际上我并不希望你们都成为自由主义者。你们可以成为任何主义者，大家要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某种主义，要有一个公共的通达的理由。
许知远：我很喜欢托克维尔，因为他很焦虑。他嫁接在两个传统之间，作为法国贵族，看到法国大革命后民众兴起以及美国民主兴起。虽然认可美国的民主，但价值和情感上仍然是贵族精神的崇拜者。他是天才型作家、观察者，也是拙劣的外交部长、国会议员。分析自身的彷徨，揭示了社会的变迁。美国作家爱默生对我影响很大。19世纪中期，美国文化和思考非常受制于英国的传统。爱默生用他的作品和思想，唤起了美国的文化精神，刺穿朦胧的美洲大陆。
周保松：这几天，钱老师讲了很多次韦伯，十年后，有机会再见面时，大家是否还有斗志昂扬的状态。我常常想起他的话。他谈起在保钓运动中的沉重感，他觉得自己责任很重大，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有很深的无力感。经历过很多苦难，看到很多不公正，在那个过程中，人很容易扭曲，变得激动或极端。钱先生的沉思、郭老师和晓燕老师的分享，都让我感到，一个亲身经历苦难的人，怎么去维持一个好的状态非常重要。
周濂：我想身在其中的人更要保持乐观。过去几年言论封锁呈现倒退的趋势，但也的确看到观念的改变，比如这几天微博疯传的关于纳税人为什么要为北京下雨捐款，我们想要知道遇难了多少人，物资如何发放等等信息。这种观念之前都是没有的，而我一直相信，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悲观主义者的潜在逻辑是说，如果不能一劳永逸的改变问题，那就不去行动了。可是我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我相信点滴渐进的力量。我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如果硬要拿鸡蛋和墙的例子来大部分，我们的目标是推倒这座墙，不同人因为你的性情、知识储备、家庭背景，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责。有人在拿锤子砸墙，有人在拿着话筒喊口号，这都没关系。
在座都奋斗在公共参与的第一线，或许十年后你们不在这个领域奋斗，成为了知识青年，或者只是普通的白领。但只要在你们的职位，让使此时此地的世界变成更好的所在，哪怕这个好，只是一点点。那就不是件悲观的事情。
营员：我想当高中历史老师，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生活缺乏激情，我很困惑。
许知远：我不觉得做中学老师平庸，平庸与职业无关。《死亡诗社》中 “Oh Captain! My Captain!” 的基廷就是一个中学老师。每个人有激情的方式不一样，摇滚乐中的激情只是其中一种。并不是你做了A,B,C,D，你的生活就激情了。所有他人的故事，都会滋养他们自身，他们看到受到压迫的人们是如何反抗的。人类文明总是用不经意的、无法描述的方式发生下去。不用担心某种制式，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关注他者的经验，这种无穷的丰富性会对思考带来澎湃的动力，不会使行动无根，无根的行动是很无力的。
周濂：有时我想辞掉大学老师职业去当中学老师，我想带着我的学生去疯、去玩、去读书、去思考，这好像是改变世界更直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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