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希望我的死是个喜丧,在葬礼上朋友们能快乐地追忆和我相处的片段,并且能为发现彼此之间奇妙的关联而激动不已。我的葬礼上要放我们都熟悉的老歌,气氛低沉时马上插播第八套广播体操。最后每人领走一只常青藤,插在小药瓶里加水就能活。这是提醒我的老朋友定时服药,也是提醒他们生命的要求其实很基础。然后我会希望我的朋友们想起我时,会有一种很干净的感觉,从身体上的清洁磊落到心灵中的天心月明。

 

 

喜丧

 

文/ 何雨(纽约大学)

 

 

和不熟的同事在茶水间狭路相逢,客套地问候她:“周末可好?”

“我的祖母上周末去世了,一家人都去了波士顿为她送别。”

“真抱歉, 你一定很伤心吧。”我最不擅长处理这种局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没关系的,她已经94岁了,去得很安详。我甚至觉得,她是自己选择要休息的。她活到现在也没什么大病,上周一因为小伤风去医院,出院后就不再吃东西了。周六的时候,我们围在她病床前和她一起唱她喜欢的老歌,然后她就阖眼了。我想她心里一定很平安。”她讲话时嘴角始终带着笑,似乎也感染了祖母的安宁。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称这个为‘喜丧’”。

“喜丧?”

“老人圆满地结束了一生,临终又有儿孙绕膝,葬礼时家人非但不会悲伤,反而要鼓乐相庆呢。在福建省有一个习俗,当老人觉得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时,会提前准备好棺材,并且每年都要给棺材刷一遍漆,直到去世入殓。”

“我真喜欢你们中国人的生死观。你知道吗?其实她不是我的亲祖母,而是我祖母的妹妹。她一生未嫁,也没有子嗣,但是我们每一个都爱她,也叫她祖母。她30年代进大学,一生周游世界,经历过一战、二战,光是德国就去过9次,她也到过中国。我想她会喜欢这个故事的。”

末了她加上一句:“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样。”

我的外婆也是这样,小时候在天津出生,在当地的老校木斋中学读书。高中时便是进步学生,在那时认识了做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作的外公。18岁进南开读书,毕业后在地质系统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最后在四川住下,一去三十年。

外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幅生动活泼的景象,无论是扮孙悟空演大闹天空,还是让家人抽签决定春节菜肴;无论是收集一本去过的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是隔着电话给我唱她自编的歌曲,外婆做来毫无矫饰,全自天性。她们那代人年轻时都爱吹口琴,后来看到沈从文回忆张兆和的一篇文章,说她“黑黑的,短头发,在操场里呱嗒呱嗒走,走到头了,把头发一甩……”我立刻想到外婆的形象。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度过的。一放暑假寒假我就会回成都。早晨,其他小孩子在睡懒觉时,我和外公在隔壁公园看鸟;下午,其他小孩子在看电视时,我和外婆一个练字一个画画;傍晚,其他小孩子在大院里玩时,我跟外婆在西北桥上逛旧书摊。老人心静,活动少,于是我童年的日子过得特别悠长。现在想来,许多习惯都是那时养成的,比如喝浓茶,再比如听老歌。

在我去北京上学后,外婆不止一次表示想来看我。她一直喜欢旅行,刚退休那会儿和奶奶组成二人旅行团,自封团长,去了不少地方。而去北京,不仅是因为想念我,也是一种旧梦重圆,虽然北京天津都已物是人非。由于身体缘故,家人频频劝阻,七年过去,直到我离开北京,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

再后来,我走的地方越来越多,去了台湾、日本、韩国,又去了阿姆斯特丹、柏林、巴黎、巴塞罗那……旅行的每一站总是想要攒下些什么,手册、车票、磁卡,后来才意识到是想存了带给外婆看。因为小时候她总是要求我们出去旅行时把门票带给她,可以收入她的门票册,用眼睛去旅行。久而久之收集整理成为旅行的一部分,自己也开始享受事后的这个过程,好像是……在收集时间。后来喜欢上一个叫On Kawara的艺术家,他每天给自己的dealer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用打字机打印的一行标准字体:“我于x时x分起床。”展览时,十大本厚厚的明信片册一字摊开,早已胜过万语千言。

时间的积累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每个人都在用一生完成这件作品。一点点收集时间,同时也一点点花掉时间。孩子成长的过程也伴随着大人的衰老,这是自然的守则,但坦然接受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看见外婆外公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先是腿脚不便,再是手术住院,我会禁不住怀疑,是不是我在花掉他们的时间?

来纽约后,更难与他们见面,虽然每周打一次电话,但除了“身体还好吧?”、“最近天气如何?”、“吃得还好吧?”,似乎再难找到更亲密的话题。外婆眼睛因白内障动了手术,我也只能遥远地担心着,而且这种担心很容易便被近在眼前的工作学习冲得烟消云散。我甚至怀疑,这些担心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因为让自己良心好过。

一日在地铁上读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他讲到初中时用的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里面收录了Franklin的Poor Richard’s 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 Irving的Rip Van Winkle,语言优美极了。对比初中时英语课本的日常会话,我真是汗颜无比。出地铁后给外婆打电话求证,她笑了:“是啊,而且那时候我们不仅学英文呢,我还会德文。小日本来时强迫我们学日语,我们都不学,所以现在都不记得了。”那天我跟外婆聊了很久,到了画廊门口也没进去,在门口继续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往事。这才发现,原来她也很寂寞的。曾经以为很亲密熟悉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并不了解。

我喜欢和老人聊天,尤其是有智慧的老人。他们让我知道,成熟不是世故,而真诚也不意味着幼稚。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是很天真的;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内心世界一片澄明。他(她)经历过你经历过的一切挣扎,所以双眼里有洞悉一切的温柔;他(她)的人生中获得过很多也失去过很多,所以更懂得化繁为简的艺术;他(她)经历过强权也为自由抗争过,所以更愿意放手。就像电影《第一次接触》,苏菲玛索扮演的小萝莉离家出走去找小男友,本来和外婆约好在酒店住却又走得一无所踪。半夜小萝莉忽然回到酒店房间,外婆刚结束完一场赌局,悠然地卸妆。小萝莉说:“你不问我去哪里了吗?”外婆转头看向她,一字一句地说:“不,但,会担心。”

人生说到底是逐渐放手的过程,放下名,放下利,放下身份,放下长辈,放下孩子,放下爱人,最后把自己也放下,来于尘,还于尘。

在我的“一直想看,一直找不到契机看”的影片表里,有一部叫《剃头匠》的片子。在北京胡同大杂院里的敬大爷,过着最普通也是最平淡的生活。每天给老主顾剃头,聊天,然后回家拨弄自己那架每天走慢五分钟的老座钟。80年过去,任世界风云变迁,他仅是默默地用自己的剃头手艺活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死亡,老人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他唯一的希望是,干干净净地来,也能干干净净地离去。

生死是大事,我们避讳谈起,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不乏讨论。从庄子击缶而歌,到嵇康临终一曲广陵散,从佛教里的坐定涅槃,再到《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我们的先人想留下的,是一种由淡泊产生的对待生命的从容,而这种从容让人在不可避免的永远消逝面前拥有了尊严。

 

 

一天,小Q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我刚才想到你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刚才看到苏轼的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心想,有一天要是你不在了,我也会很难受的。”

我一面因被人以这样的方式想起感到很荣幸,一面又觉得不忍。从来没有考虑过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不过我开始觉得需要思考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葬礼。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希望我的死是个喜丧,在葬礼上朋友们能快乐地追忆和我相处的片段,并且能为发现彼此之间奇妙的关联而激动不已。我的葬礼上要放我们都熟悉的老歌,气氛低沉时马上插播第八套广播体操。最后每人领走一只常青藤,插在小药瓶里加水就能活。这是提醒我的老朋友定时服药,也是提醒他们生命的要求其实很基础。然后我希望我的朋友们想起我时,会有一种很干净的感觉,从身体上的清洁磊落到心灵中的天心月明。这种干净变成一种气息,存在于记忆之外。甚至当我的老朋友记不起任何事情时,听到我的名字,还是会觉得平安,这样它也多少拥有了“祥瑞御免”的功效。

最后,我希望我的葬礼上能有3分钟的静默,不是默哀,而是追想自己生命中美好的片段。像是James Turrell的Meeting Space,让一群人在室内凝视横空出现的蓝天;或是像John Cage,用音乐会上的4分33秒静坐来凸显出时间本身的力量。至少有那么3分钟,让在场的人有机会去感受,时间真正属于我们,我们可以让它快,让它慢,让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

死去的人,到西天去;活着的,永葆平安。

 

 

(采编:周拙恒;责编:何凌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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