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75）

作者：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第十四章

新的力量态势

缅甸-全球性运动

纽约和泰国

康奈尔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绿野茫茫的山丘之中。1997年夏季，在他位于康奈尔大学庄重优雅的大厅附近的公寓里，胡安乔（Htun Aung Gyaw）的很多时间都被用来从事反对活动，也即反对1988年接管缅甸的军人政权。该政权曾因他在全缅甸学生联合会的角色而缺席判他死刑。尽管他离那一政权有半个世界之遥，胡安乔却是一场国际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而该运动的目标是推翻缅甸的军人政府，其参与者有学生抗议者、异议人士、政治组织、甚至美国州议员。

胡安乔所选择的武器是一台联网的个人电脑。每天早晨，他先是浏览发自曼谷、洛杉矶、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封邮件，接着就登陆他所建立的一个组织-缅甸公民社会-的网址。“我们在互联网上召开大会，”胡安乔说。“我们有一个聊天室，我们在那里开会讨论战略问题。”在聊天和团体大会无所不谈的氛围中，流亡的孤立感就被一种持续的即时社区的感觉取代了。在晚上上了几个小时的网之后，胡安乔有时在早上醒来时会吃惊地发现，他竟然是在纽约的伊萨卡。1

尽管利用互联网与不民主的政府做斗争是1990年代晚期的一个创新，胡安乔已与缅甸的将军们战斗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首都仰光，胡安乔曾几次被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在入狱五年之后，他获得了特赦。不过，即便在美国大学安静修养的日子里，胡安乔依旧将自己视为一名自由战士。“我从未想过会放弃政治，”他说。“我最好的朋友被判处死刑并在监狱中被绞死。我欠他的。”2

泰国边境附近的满是蚊虫的丛林中有一个茅草屋。当缅甸的另一位异议人士坐在那里，用力地在一台沾满污垢的、由发电机驱动的电脑上打字时，同样的执着也在激励着他，温明（Win Min）是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高级领导人，经常在网上与胡安乔在一起，参加全球性的网上战略会议，而与会者还有全世界各地的缅甸领袖人物以及并非缅甸人但正与仰光政权做斗争的活动人士。“以前，海外的缅甸人一直是相互孤立的，”缅甸的一位主要活动人士说道。“互联网不仅让我们能够分享信息，互相提意见并协调行动，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一种鼓励。任何感受都不比知道你在为正义奋斗时并不孤单这样有力量。”3

“这是我们的使命！”

1947年4月，为争取缅甸独立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战斗英雄昂山（Aung San）将军带领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在新的全国大会中赢得大部分席位。当他以及他的六名部长被一位政治对手暗杀时，将军正准备要上台掌权。他的一位同僚-吴努（U Nu）-接管了政府，接着，缅甸安稳地经历了几轮选举周期，只有一次出现军人政府的局面。

宣称指挥着100,000名士兵的奈温（Ne Win）将军于1962年发动反对吴努的政变，并废除缅甸的宪法，消灭掉所有民主的痕迹。26年来，他作为事实上的独裁者进行统治，以他的《工人日报》取代独立的媒体，并以“缅甸的社会主义路线”取代自由市场。可是，种族反叛、农民的迁移以及食品骚乱定期损害着军队试图让人们相信的该国安稳平静的表象。1974年，在作为缅甸人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葬礼上，仰光大学的学生抗议者被机枪扫射。然而，即便没有面临着镇压，反对活动也不是件容易事。缅甸至少有二十个不同的种族群体和一百种或者更多的语言，而且奈温善于让各个群体互相争斗。

在1980年代，当局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不得不让该国对外开放，到1987年时，反政府的抗议者走上了街头，在平静的外表之下，由和尚、学生和工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在活动。奈温将军在1988年时让缅甸人大吃一惊：他宣布自己退休并就是否举行多党选举进行全民公决。以前被政府控制着的报纸刊登了回到了大街上的异议分子们的诉求。八月初，几千名示威者被逮捕，不过，逮捕行动却激起了更多的骚乱。执政党几乎要瘫痪，而抢劫、骚乱和警察暴力行为也出现了。4

突然之间，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中崛起了一名领袖人物，她让总体上组织凌乱的民众抗争有了聚焦点。昂山素姬于1988年8月26日出现在仰光大金塔附近的一个民主集会上。缅甸独立运动中受人尊敬的英雄昂山将军的这个女儿在瓢泼大雨中向站在齐膝深的泥水中的五十万名缅甸人发表了她的首次公开演讲。昂山素姬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并嫁给了一位英国人，她回缅甸是为了照顾其生病的妈妈。她对团结和非暴力行动的充满激情的呼求吸引住了学生、和尚以及作为反政府行动之后备军的其他人。

几天之内，几十万名抗议者就游行在仰光的街道上，高呼“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使命！”。示威者戴着写有口号的束发带，以印花大手帕罩住他们的脸，以木棍举着倒悬着的缅甸旗帜。有一次，5,000名抗议者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活动；又有一次，演员们表演起短剧。曼德勒的和尚和教师们在大街上一直不停地敲着锅碗瓢盆，由于和尚们将他们的钵翻转过来，不让士兵们捐输，他们激怒了士兵。（拒绝捐输是和尚表达不满的终极形式，因为根据传统，这种捐输有助于在捐输者死后拯救他的灵魂。）

9月10日，缅甸议会在一次紧急会议中宣布结束二十六年的一党制统治，并承诺举行公开的选举。新的文官总统发表了一个谦卑的演讲，承认该党犯下严重的失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话这样说。在缅甸议会大楼的街对面，佛教和尚们和儿童们露出他们的胸膛，看士兵敢不敢向他们射击。在仰光的其他地区，摩托车部队的军官们结队慢慢地骑行着，军乐团演奏着一首僵硬、时断时续的进行曲，他们引领着一千名身穿制服的警官和几百名叛逃并加入异议人士行列的士兵。所有政府部门都关门了，因为公务员都放弃工作加入进来了。

激动的情绪淹没了缅甸，不过这种情绪不会持久。经过几十年的严格控制之后，有些将军认为所有抗议都是危险的。9月18日的下午，收音机里传来震耳的军乐声。播音员宣告，“由于国家的形势恶化，武装部队已接管所有的权力。”很快，议会被解散，所有的政府委员会和部长们都被解职，宵禁被强制执行。新的军人政府剥夺了总统的职责，而且政府的所有民事功能都被废止。国防部长宣布自己为总统，并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这是取得了控制权的军人政权的正式名称。

在接下来的几天，士兵们追捕被当成嫌疑犯的异议分子，并在大街上将他们处死。独立的报纸被关闭，学校被关闭，超过五人的聚会被禁止，示威被禁止。大约10,000名学生逃到泰国与缅甸之间的边境地区，选择从事武装抵抗活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0,000人。5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昂山素姬做出不同的应对，她到过缅甸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坚持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并以她自己为表率。比如，在接下来的四月份，她和几个支持者所乘坐的小汽车被士兵命令驶离道路。她从车里出来，向他们走去。士兵接到命令，要举枪射击，而她则继续走着。在最后一刻，一位少校跑上前去制止了开枪，也许他意识到，杀害一位作为反对力量之代表的女士会带来很多麻烦。

尽管同时面临着采用非暴力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反对力量，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还是对其控制力有足够的信心，将该国更名为Myanmar【译注：这是缅甸语中的缅甸】，并要求在1990年5月举行选举。很快就出现了93个政党，它们为民选职位展开竞争，其中最有势力者是由一位前将军和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她于一场由10,000名民众参加的非法集会发表演讲之后两个星期，士兵包围了她的住所，将她软禁–她竞争公职的候选人资格被取消。

5月27日，几十万名没有因此而受到威吓的民众出来投票。由于全国民主联盟的反对派候选人赢得80%的席位和60%的票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极度震惊。民主派的支持者们在仰光的大街小巷里奔跑，挥舞着反对派的旗帜，以示庆祝。不过，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还没有寿终正寝。在新一轮的逮捕之后，它命令要在当选的人就职之前起草一部新宪法。即使在昂山素姬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仍拒绝承认选举，反而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当宪法会议终于在1993年召开时，军队在政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昂山素姬名义上于1995年解除了软禁，她的住处却被警察的障碍物围住，而且她很少获得许可与她的支持者见面，发表演讲或者接受记者采访。民主还是胎死腹中了。

丛林学校和全球性制裁

1996年2月，暴雨将提卡法拉（Htee Ka Phalal）周围的大地变成了一片沼泽。提卡法拉是刚好位于泰国与缅甸接壤之处的一个偏远村庄。2月21日早晨，在睡了一个懒觉之后，一群美国学者和教师-包括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基恩•夏普（Gene Sharp）和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艰难地穿行在提卡法拉附近的泥泞和茂密丛林中。他们是要去给一群不同寻常的学生讲授十天的课程，学生们来自缅甸好几个不同的组织和被禁的政党，这些组织和政党都承诺要用政治性反抗手段-他们的相当于非暴力行动的用语-作为推翻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方法。尽管天气恶劣并且附近的武装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三十多名学生还是到了“学校。”

夏普和赫尔维的课程表是根据学生们的需要和以前的经验设计的；前面的课程讨论研究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学者-比如马基雅维利和冯•克劳塞维茨，然后转向讨论非暴力行动的动能以及实际的组织任务。这一特殊研讨会提前四天结束了，因为当时泰国的情报官员发现了这个营地；学生们被解散，溜回到丛林中，因为或迟或早，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就会得知这些聚会的消息。1996年2月份的那次实地课程是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那个团队在1992到1998年间至少八次培训活动中的一次。赫尔维这位已退役的美国陆军上校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他们了解非暴力破坏行动的潜在能量，并向他们说明，对非暴力破坏行动的规划和执行可以做得像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一样。”当缅甸军人政权于1996年对十九位政治犯进行审判时，他们所采用的证据之一就是，抗议者们拥有基恩•夏普的著作。6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当昂山素姬和缅甸国内的其他非暴力抵抗人士继续被骚扰、被逮捕或者被强制沉默时，像胡安乔这样的缅甸流亡人士更多地利用互联网的功能，以在彼此之间互通声气，争取新的支持，并推动国际制裁。不过，推动这项事业的不只是个人。在1999年的大部分日子里，在曼哈顿的一间凌乱地挤满小隔间、复印机和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项目助理和缅甸专家们都在忙碌地回电话，答复很多来信，并参加缅甸工程的会议-缅甸工程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下属项目，该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争取对缅甸民主的支持。来自聊天室的电子邮件和来自邮件系统的最新新闻从各处源源不断地涌来，每天都有几十封邮件。由于该项目的网站管理员将与缅甸有关的网页的链接都公布在该组织自己的网址上，世界上任何联网的计算机都能够在十分钟之内进入这些网页。7

世界各地的几千名缅甸观察家们-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利用诸如Burma.net和自由缅甸联盟之类的团体所建立的互联网网址获得信息。Burma.net的成员1994年时不得不决定是否让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代表加入他们的网上社区。由于认定政府明目张胆的宣传可能会有反效果，他们最后决定允许来自仰光的“官方”帖子。民主派的互联网用户也明白，就像有益的信息可能会快速传播一样，错误的信息也会如此，而且信息的提供者可能会被监控。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最后决定建立自己的网站，鼓吹缅甸的“金土地”并最低限度地提到它过去的镇压行为。到1997年时，它还提供自己的邮件系统，不过，发帖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只有当局同意的那些观点才被展示出来。

非政府组织所开创并在互联网上推广的针对缅甸军人政权的一种非暴力破坏方法是“有选择的购买。”美国的市、州和联邦议员们被游说去支持禁止与缅甸当局进行任何商业往来的立法。有选择的购买的另一种说法叫抵制，曾于1980年代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被采用。马萨诸塞州和洛杉矶市率先采取了这一制裁行动，而且纽约市、波特兰、伯克利和美国的另外二十一个城市也通过了立法。

在有些地方，针对与缅甸做生意的公司的全部行动主要都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电子邮件实现的。1995年，哈佛大学的一群本科生聚集在一起，以网上的缅甸对话为起点，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哈佛大学计划与百事可乐公司签订一份餐饮服务合同，因为百事可乐公司经SLORC的批准在缅甸从事商业活动。网上的草根运动迅速蔓延，并最终成功地说服学校拒绝百事可乐公司的投标。其中的一位学生领袖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事不会发生。”8

1997年1月，百事可乐公司宣布撤出其在缅甸的剩余的业务活动，这成了几百名通过互联网联系的活动人士为期两年的抗争的最高潮。三个月之后，克林顿总统签署联邦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在缅甸有新的投资。这没有迫使所有美国的资金都撤出，然而，抵制以及有选择购买法案的威胁，再加上一系列负面的公共形象，促使其他公司-比如迪斯尼公司、艾迪鲍尔（Eddie Bauer）公司以及丽诗加邦(Liz Claiborne)公司-退出了缅甸。一份有关上述运动的研究报告宣称：“互联网的特性本身就让它成为采取直接非暴力行动的活动人士的有力武器。”9

在缅甸国内，没有许可就使用互联网或者传真机是非法的，而除了一小撮获得批准的军人和商人之外，获得许可是不可能的。对违反技术方面的法律的行为的惩罚很严厉。1996年，一位昂山素姬的支持者死在了监狱，当时，他正因没有许可就使用传真机而服刑三年。“在这个国家，唯有SLORC才有通讯的权利，”全国民主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我们无法用我们的打印机，我们没有传真机，我们没有移动电话，我们的电话一直以来都被切断…”少数“代人服务的掮客”能上网，他们在仰光和曼德勒之类的较大城市里提供收费上网服务，不过，大部分使用互联网的民众要么在国外，要么在泰国-缅甸边界的沿线地区。10

缅甸军政府知道，它无法一方面隔绝于迅速普及的国际通讯网络，另一方面又能维持经济的活力，于是，它于1997年从泰国的一家公司那里租用了一条电缆。不过，鉴于全球性网络无所不在的门户开放文化，对网络准入的严格管制是好笑的，而且不能让新的投资者信服的是，该国会合理地利用新技术。缅甸政府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其反对者能够加以阻挠或施加影响的关系渠道。1999年5月，胡安乔说，所有的威权政府都认为，引入市场经济能够帮助它们维系政治权力。“可是，它们中的多数政府都没有取得成功。看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吧。”至于非暴力破坏行动对削弱其权力的重要作用，胡安乔总结道：“如果没有破坏行动，我们的抗争不会取得胜利。”11

在缅甸国内，这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多年来，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的学生们在肮脏且危险的丛林环境中生活，与反叛的士兵们一起受训，并学习使用机关枪-在非暴力培训之后还是如此。后来，他们在1997年中决定放弃武装抗争，与昂山素姬一起坚持采取直接的非暴力行动。在缅甸国内，民主运动开始尝试新的策略：在士兵到达之前的几分钟之内，在街头进行闪电般的快速抗议，静坐，和散发反对派的小册子。1995年，自由亚洲电台向缅甸广播了一系列的访谈节目，访谈主角是波兰共产党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以及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列赫•瓦文萨和亚当•米奇尼克。缅甸的听众能够听到的他们的共识是，军人统治者最终会不得不与反对派谈判。12

不过，与反对派谈判通常是一个政权最后才会采取的行动。当危机带来威胁时，应对措施通常是防守性的。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缅甸的外国投资减少了一半。到1999年时，缅甸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70%，而且住户和企业每天有一半的时间缺电。与此同时，人权组织在谴责当局新的恶劣做法：敢死队被用来对付特定民族的村民，而强奸被特种部队士兵当作一种恐怖手段。经济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名誉扫地正困扰着军政府。13

上述压力无疑是当局开始新一轮镇压的原因，它将全国民主联盟的150位高级成员（包括昂山素姬）关进了羁押中心。在1999年4月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份录像信息中，她说缅甸的压迫情况“大大地恶化了。”两个月后，有报道说，军政府正密谋暗杀海外的异议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缅甸政府受到全球性的注意，到处都能看到它的作为。技术让争取权利和民主的斗争国际化了，而且在此过程中，它开创了反对暴力政权的非暴力行动的新手段。每个独裁者都梦想着要永久统治下去。不过，正如胡安乔1999年在谈到缅甸的军政府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梦想正在飞灰湮灭。”1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