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这是近日发生的两起令人沉重的事件：一则是，9月14日晚，昆明一男子嫌在路边K歌的两个小伙唱得难听，遂率十余人将其中一小伙砍死；另一则是，自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来，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一股“抵制日货”热潮，并出现一系列暴力行为——一些带有“日本元素”的店铺或商品，遭到部分群众打、砸、抢、烧，一些无辜日籍华侨遭到围攻、谩骂和侮辱。
在法律层面上，这两起暴力事件的问题显而易见：那便是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赤裸裸地侵犯与践踏，暴露出了部分国人对法律的无知。显然，一个公民在路边（公共场所）唱歌，是其正当的权利，不管其唱功如何，容不得他人肆意侵犯；至于国内“抵制日货”行动中所出现的“打砸抢烧”，其理由也不管多么冠冕堂皇、大义凛然，都掩盖不了犯罪行为的实质。毫无疑问，一个随心所欲扭曲他人自主意志、侵犯他人自由权利的社会，绝不是一个文明、法治的正常社会。
但显然，这两起暴力事件所反映的，并不只是法律上权利与自由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群体泄愤的深重话题。尤其是对于部分国人在“抵制日货”中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以“爱国”“抗日”名义下的犯罪行为，不如说是部分群众借此契机表达心中不满的泄愤行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根“引信”而已。这种“不满”情绪，我们不能说其中没有“爱国”的成分在，但显然并不止于此，恐怕还有着对郁积于心的“抽象愤怒”的释放。在我看来，这种“抽象愤怒”,远比“爱国情绪”更值得我们关注与省思。
何谓“抽象愤怒”？用于建嵘教授的话来说，是指“不特定之人因不特定之事引发的普遍和长期的愤怒”——直白说就是一种有别于“一人一事”而莫名其妙的愤怒。不难发现，很多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并不与事件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但却往往不自觉地被卷入群体事件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参与者心怀怨气，以求泄愤，甚至在一场堪称“革命性”的运动中，寻求改变现状。美国社会学家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人群被压迫愈久，其寻求改变当前命运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只要有人引导，他就会加入反抗现有不公体制的队伍中来。
“抽象愤怒”产生的原因，固然有因个体性格、禀赋等因素所导致的心理失衡，但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说到底根源于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与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失守。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民众不断累积的对社会不满情绪，非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疏泄，反而时时遭致官方的打压。无数事实业已证明，用“堵”和“压”来求安全稳定，表面上可能会有一时之效，但在看似风平浪静的表象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最终形成岌岌可危的情绪式“堰塞湖”。当民怨所聚集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群体事件就不可遏制地发生了。
从“泄愤”的层面来审视，上述两起暴力事件可以说是没什么区别的：都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私愤，寻求快感，或者由此建立自己的权威。没有谁比谁表现得更为“高尚”些，仅仅只有规模大小的区隔。很显然，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群氓行为，无疑是一个大熔炉，它裹挟了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群，如穷人、畸零人、被遗弃者、极度自私者、偏狭之人等等，但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群体角色只有一个，那便是“心怀不平者”。
因此，对于这两起暴力事件中的肇事者，从法律上予以严惩无疑是必要的。但如何将群众的非理性“爱国情绪”与“抽象愤怒”引入理性的宣泄渠道上来，恐怕远比法律严惩更为重要而关键。尤其在处理“抵制日货”行为上，倘若政府抱着“灭火”而非“减压”的心态，不仅会打击民众的爱国热情、折损政府公信，而且还容易加深、激化矛盾。更重要的是，长此以往还会导致民众不关心国事的冷漠看客心态。很显然，当一个国家遭受外辱而其国民表现麻木，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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