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亮（摄于2011年）
“我看到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能赢，力战者未必能胜，智慧者未必得粮食，明智者未必得财富，灵巧者未必得喜悦，他们所得的只是时间和机遇。”——《旧约全书》
李学亮只要离开新疆，就不会带相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家，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只拍新疆的风光，因为这里囊括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摄影资源，雪山、荒漠、草原……见到李学亮的时候，他在一家印刷厂里，审查画册小样。他长发，魁梧，体重90公斤，身上是摄影师的“工作服”——有很多兜的摄影背心。在家里待上不久，他就得出去转转，有时候是大队人马，更多是单枪匹马，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得出去转转。最长的一次离家是跟着NHK电视台去阿尔金山，耗时整整一年。
“摄影对于我，就像一个产妇临产，欢喜中带着恐惧，恐惧中带着希望。”
一个人，6辆车
16年来，他跑坏了6辆车，行程100多万公里，真正诠释了“踏破铁鞋”这4个字。可是新疆总共有89个县，680个乡，147个团场，将近2300万人。所以，他还是若有憾焉地说：“只跑了新疆的5%。”
说起来，李学亮算是“半路出家”。15岁那年，他参了军，成为一名小号手，复员后进入新疆歌舞团。团里有一名摄影师，他总背着一台老式的双镜头照相机。一有空，李学亮就在他身边转，狠狠心自己也买了台相机和破旧的“放大盒子”。后来，他拿出所有的积蓄添置了一台专业相机拍风光片，生活就此改变。
摄影爱好和本职工作甚至家庭生活是不能和平共存的，他每天早晨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而是走到窗户前看天气，天气的好坏可以决定他一天心情的好坏。天气好了，他备好水、干馕，开车就走，一出去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天气要是不好，整整一天他都闷闷不乐。这样使他会常常失约于人，时间必须自主。最忙的90年代，他每年在外300天，住帐篷的时间有100天，离过两次婚，他母亲说：“像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别结婚，你跟谁结婚就害了谁。”有一次，母亲包好饺子等他，他一夜未归，第二天，母亲拿着扫帚追着他满屋跑。那时他最怕的是晚上，难以忍受的不是孤独，不是寂寞，而是恐惧。“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哪怕只是一个身影……”在野外，他把车倒成逃跑的方向，趴在方向盘上，盼望着有个人能陪伴他。现在的他，和第三任妻子已经结为连理两年。
上世纪90年代手机没有普遍使用，他出门的时候遇到电话，就打给家里报个平安，否则家人休想找到他。他把钱放在桌上分成几份，哪些加油，哪些买胶卷，剩下最少的那份是生活费，够吃咸菜的就行。90年代他去北京买器材时，数着一张张的百元钞票，心想：“这些钱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没办法，喜欢，倾家荡产也愿意。”
他的朋友郭不回忆说：“有一回我们在他家聚餐，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问他怎么连个冰箱都不买？他把眼珠子一翻：‘哪有钱？再说买冰箱干啥？装打了包的剩菜？我一年300天在野外，冰箱空着摆样子？’”他根本不做饭，最多是清炖一锅羊肉，买一摞馕，除了20多万元的相机外，李学亮还给自己配了套上万元的发烧音响。他是从音乐行当转入摄影的，耳朵离不开音乐。
但在胶卷使用上，李学亮不在乎浪费，郭不劝他悠着点，他立刻愤怒得脸红到脖子根，喝道：“你知道啥！来一趟容易么？眼前的景你就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过了这一刻，别想再见到它们了。比起这伟大的风景来，胶卷算得了什么？你记住，胶卷在它没有被感光时，永远是个零！只有当它感过光后，它才有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你像上帝一样，正是赋予它生命的那个人。”
他客厅的沙发背后，摆着一箱箱的方便食品。家里也没有洗衣机，最贵重的财产是重达80多公斤的摄影器材。他从不坐飞机去工作，只能开车。茶几上是零乱的高速公路收据，每年仅过路费就超过2000元，反正也没地方报销，胡乱扔着。
他的书房里有6个文件柜，长4米，高1.2米，分门别类地放着胶片，上面标好新疆各地，还有另一个柜子专门放底片，家中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放在工作室。与习惯用硬盘储存记忆的摄影师不同，直到现在，李学亮还是喜欢胶卷，他用的是8×10的底片，像一本16开的书那么大。他的理论是：好的数码相机需要几十万元，这几十万可以买很多胶片呢。他换过三四台相机，基本上都是摔坏的，有时是刮来一阵大风，三脚架倒下就砸坏了。
那6辆车，是6双眼睛，见证了一切。1996年李学亮借款30多万元买了第一辆三菱吉普，没办法，新疆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只能开贵而费油的越野车。这辆车他开了9年，每年跑六七万公里，一路下来开了65万公里，最后以5万元卖掉。能卖掉就很不错了，他的车底盘一烂就得补，比别的车重很多。
从2000年开始，靠卖照片他有了一些收入，战友们也被他借遍了，借怕了。2004年他换了一辆二手丰田沙漠王，跑了30多万公里；第三辆是国产陆风，跑了9万公里后出了问题，厂家便宜换给他一辆新的；第五、第六辆都是牧马人，这时他已经有了知名度，可以先用着车，钱分期付。
他会把行李简化到最少：水、汽油、馕、咸菜、帐篷、睡袋是必备的，然后依据去哪里再决定，去楼兰和去冬天的阿勒泰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装备。
只要你敢走，绝对有好风光
沙漠里最可怕的是孤独，那种孤独紧紧攫住他，比狼群的眼睛还让人不寒而栗。“死亡的威胁不是每天都有，而孤独却像个幽灵，每时每刻缠绕着我。”他诗意地形容，“接近楼兰的路途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短短的18公里。虽然只有18公里的路程，我却整整走了6个小时。这条路（如果还能称之为路的话）是从前石油测线时留下的，由于极其干燥，路面上有厚厚的一层虚土。车轮走在上面，立刻压进虚土中，整个轮胎几乎被湮没。如果在其中步行，估计你会看不到自己的脚。望不到边的雅丹一个挨着一个，汽车只能在雅丹之间缓缓地绕行。这时真有一种空前的绝望把你的心紧紧地抓住，直至——看到楼兰！”
在五彩城，他迷迷糊糊地靠在雅丹上睡觉，看见萤火虫的光亮向他飘来，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季节新疆没有萤火虫，那是狼的眼睛，他一把抓起相机包扔上车，一踩油门，向来时的方向疾驶。两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公路边。
还有一年秋天在阿勒泰，搭好了帐篷准备做饭，突然看到一头熊，吓得他立刻就爬上了树。幸运的是这头熊并不饿，把他的帐篷踢了，背包也拿了起来，他几乎可以闻到狗熊口中散发的腥味，过了一会儿，狗熊摇摇摆摆地走了。或许李学亮自身就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在他和NHK电视台合作的阿尔金山纪录片里，一只眼睛亮晶晶、很警惕的小藏狐走到离他不足两米的地方，盯着他的摄影机，它可能是第一次看见人，然后“咻”地一下跑开了。
这些并不是最惊险的经历。有一次在沙漠里迷路了，18岁的维吾尔向导蹲在地上大哭，沙漠里迷路意味着死亡。转到第二天，水没了，他们只敢白天躲在沙包背阴处休息，晚上行路。同伴和向导绝望了，向他托付后事，李学亮自己强撑着一口气花了3个小时爬上一座沙包，意外地看到天边一条黑线，那是一片森林。
慕士塔格山下的这座村庄为戈壁荒漠增添了一抹动人的气息 （李学亮 摄）
1997年在奇台故里，他吃了变质的火腿肠，当夜发起高烧，眼圈、鼻子全烧烂了，在县医院打完吊针回到乌鲁木齐，诊断为急性肠炎、胃溃疡。
他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技巧，如果是没去过的地方，他会在高地上插根棍，绑上彩色布条，埋下两瓶水和一点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有一次在南疆，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40多公里的地方，车子陷进沙子里，他只能弃车，担心路过的人会破窗拿走价值30多万元的照相设备，他把设备用布包好，放在距离车100多米远的地方，做上记号。他自己带上水和干粮去寻人，碰到一对打柴的维族父子，开着拖拉机。他们帮李学亮把车拖了出来，这个来回需要160公里，父子俩只能走夜路，第二天才能回家。李学亮把身上最后的800元给了父子俩作为酬劳，他们不同意，把钱分成两份，又还给他400元，让他留足可以回到县城的钱。
拍摄一般是在清晨和黄昏，每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是黄金拍摄时间，其余是漫长的等待。夏日炎炎的中午只能睡觉。可是在暴晒下的汽车里睡觉无异于受酷刑，他摸索出一个窍门：在沙地上挖条窄沟，把车开在沟上，人躲在沟下的阴影里，相当凉快。无聊时他就数车下的螺丝，现在，他对自己车子的螺丝数量已了如指掌。新疆冬天的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30℃，最得当心的就是别靠相机太近，把鼻子贴在相机上，若是粘住了，就得小心翼翼地朝上哈气，把鼻子给“解救”出来。有时一心急，一拽，鼻尖上那块皮就掉了。
每次出门，他会带一个小录音机和几盘磁带，边走边歌唱，有时一个人对着录音机喃喃自语，排遣寂寞。只要看到牧羊人，他就会停车掏出烟，请他们抽一支，聊会儿天。“在你没有遇见人类的时候，胆子很小，而且想说话，对着石头对着树都想说话。”
这也是新疆人热情的原因：“正因为是边远地区，见的人少，你的穿着各方面跟他不一样，他就好奇，就愿意和你沟通。你在北京大街上肯定没人跟你说话，因为看上去都一样嘛。”
李学亮说，小时候他住在乌鲁木齐的郊区南梁，那里是维族聚居区，六七岁时，他父母要上班，把他撂在维族人家，他的生活习惯和维族人一样，也会讲维语，整天和一群“巴郎子”（维吾尔族男孩）泡在一起玩耍。“傍晚时，大伙儿围坐在院门口弹琴唱歌。街上的馕坑还冒着热气，留一撇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大叔把铁钩在围裙上蹭几下，利索地伸进炉内钩出最后一个烤包子递给我。我舍不得吃，捂在手里闻它的香气，直到听完街边热瓦甫弹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是因为喜爱维族音乐，他才当的文艺兵。
有一年他去喀什下面一个没有汉族人的村落，车一停，帐篷一扎，围上一群好奇的人。他取出烟、水果、糖，支上炉灶，烧起奶茶，老乡们拿来自家的奶倒进他的锅里，大伙儿开始聊天，他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鼓动他们让孩子去上学。
早上他去拍照，中午回来看见帐篷里都是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胡萝卜。李学亮给他们拍照，记下他们的地址和名字，对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拍照是让他们最兴奋、最快乐的事之一。有了数码相机后，很少有人再寄照片给他们了，只要不是旅游区那种要收费的人，即便没有照片他们也会开心。
李学亮在那个村住了一个星期，他走的时候老乡们帮他拆帐篷，拉着他的手问他：为什么走？是不是我们对你不好？有的人还掉了眼泪。他收了好多礼物，新鲜的馕、苞谷。
他也跟随过哈萨克族一起转场，想拍摄一组民族归群的作品。他们是骑着马骑着骆驼，他开着车，开到车前进不了的地方，让哈萨克人帮他找马，再骑着马和他们继续前行。
“新疆很怪，新疆只要有路，你敢走，就绝对有好风光，这我试过。”但并不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就能拍出绝妙的风光片，意境更重要。以前他也听当地人向他推荐风景，可是一去往往大失所望，就是几块怪石而已。
“风光摄影不光是单纯的美丽，它还要有些内涵，比如就跟我们看演员一样，她在屏幕上的形象和底下的形象差距很大，地方也一样，不见得漂亮的地方就能出作品，我们的风光摄影要讲求意境，这样才能出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像一些光影、线条、各方面的东西才能构成作品的因素，光拿一些画面，啥也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地域代表，也就是说，拍的是哪儿，让大家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大气，不像沙龙摄影还只是限于一种形式，还只是拍点小体验呐、重点小感受之类。要大气，有地域感、意境感、节奏感、旋律感。”
其实前些年等于他做的是普查工作，把新疆各个地点各个季节的美丽，包括路况、天气记在了脑子里，记在了本子上，现在是收获的时节，带领同好们一起去。北疆甜美壮丽，南疆毛荒狂野，作为一个摄影师，他更偏爱南疆的力度。
他去过13次楼兰，还跟着考古专家一起寻找小河墓地遗址，写下长长的《小河日记》。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除了艰苦，除了遥远，除了寂寞，还有无穷的忍耐。出去就意味着吃苦。“人的财富不光是金钱，经历丰富是一个男人的无形资产。”每次出行，他的心情都比在都市里更愉快。
第一次向阿尔金山出发时，“车辆行驶在45℃高温的公路上，从车窗向远处望去，热空气从路面升起，远处的汽车好像漂浮在梦中”。他回忆说。那些诗意的语言不能掩饰行程的艰苦。酷热的戈壁上，高原反应最强烈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女儿，如果自己出了事，她们可怎么办？看着海拔表一节节升高，他反而放松了。“不管它了，死就死吧！”那条前往木孜塔格峰的路被大雨浸泡成泥潭，当地人听到他们的目的地后，吓得大叫：“你们疯了吗？”花费了4个小时从泥沟里爬出来，看见前面有几辆车，上前一问，人家在那里已经等待了3天。一个接一个的漫长陡坡，让他们不得不走了回头路。
自己出去的时候，李学亮可以毫不在乎，但担负着领队职责时，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即使在镇上，他也要叮嘱大家不要光顾洗浴中心，把有些长了毛的馕摊在阳光下晒。
在寻找小河遗址的路上，触目的全是雅丹地貌和大片大片的死胡杨林及高高的红柳包。骆驼无法行走，只好由驼工带领绕道。其余的人走直线，晚上21点多还不见驼队踪影。雅丹地貌是最容易令人迷失方向的，一路上他们已经看到被狼吃剩的羊尸骨和一行行狼的蹄印。大家不由自主地朝火堆靠拢。原来离他们有3公里的地方有片大的雅丹地貌，骆驼无法行走，他们只好借着很暗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仕广兄的带领下向骆驼和食物靠近。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骆驼。驼工不知去向，火堆也已熄灭。
那晚大家都非常疲倦，李学亮不能睡，相机曝光需要3小时，他等着拍摄一株形态特别的胡杨。他一边等待一边为大家站岗，时间已近凌晨，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他缩成一团，提醒自己：“别睡着，相机还在工作，千万别睡着……”
找到小河遗址的那一刻，同行的专家、学者狂喜地拥抱在一起，有人跪下了，大声祈祷，他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晚上庆祝的时候，每个人对着录音机说了一句话，其中一个人说：“没有比腿更长的路，没有比脚更高的山。”
喝醉的时候他对朋友讲：“啥叫幸福？当我一个人开着车，往回走，几十公里的平坦大道，前后没有一辆车，我几乎产生错觉：这路是专为我修的？你说我多奢侈，这不幸福？”
也有退缩的时候。上回去克拉库卡姆冰山，5000多米的海拔，6月份气温还是零下20多摄氏度，“人都受不了了，就觉得这是干什么呢，回去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可是当这个念头闪过去后，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看到好的东西就忘了，就又觉得无所谓了，只是心里会想一下，还没有放弃”。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个画面，小河墓地高高的沙丘上，5峰骆驼齐齐地站在上面，头向着西面家乡的方向，幽鸣着。
本文作者：孟静。（实习记者朱婵媛、林磊对本文亦有贡献）
被誉为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之一的特拉木坎力冰川 （李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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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9/05.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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