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理想教會應是：第一，訓練會眾：專職牧者要守護好講壇及主日學，要保持好崇拜講道質素，讓負責任和尊重神話語的人多站上講壇，令群羊得到良好的餵養。第二，培養牧職：在團體牧養上，要有理念去啟動信徒事奉的心，讓有心牧養的平信徒的人得到權力和位份去分擔牧養的重擔。第三，實踐使命:在社會關懷與信仰實踐方面上，要教導信徒如何把信仰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重疊在一起，要留心社會上亂象和關懷及幫助貧窮軟弱的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和抗爭。
「訓練會眾」、「培養牧職」及「實踐使命」等3個標題是取自郭乃弘博士的著作[1]。有不少牧者及學者會把教會的功能分作數個範籌，有分作2個、4個或5個等，最後我選擇用較簡潔的3個。其實，許道良的四大功能論(崇拜、教導、團契、見證)〔2〕，也是甚可取的，而郭乃弘卻把崇拜歸納於「實踐使命」(見證)的一方面)，因為公共崇拜是向世人作見證，歌頌上主偉大，崇拜的講道時間也會牽涉訓練會眾(教導)。而廣義來說，崇拜就指人生所選取的取向與價值觀(太6:24：服待神還是瑪門？)這牽涉人生每一行動與決定，所以教導、團契及見證三者的本質就是崇拜。其實，我也頗注重崇拜的運作，也較傾向禮儀教會的模式，傾向堂會崇拜運作與教會二千多年歷史接軌，但由於篇幅所限，不作詳細表述。
以上我的3個要求，有時是互相重疊：我會要求堂會不單單是講解聖經，也要把解釋與時事結連，突顯福音是貧窮人優先的福音；我也會要求堂會願意參與社會行動時，也要把默想基督，把靈修融匯慈惠、抗爭與示威行動之上；同時，我要求堂會牧養上要有紀律，及群羊能彼此可以親密，同心關心社會及研究聖經，把真理在地上活出來。
巴特把教會的主要任務簡化為只有一點：「作見證」[3]。作見證不一定要人數眾多(人數多亦無不可)，最重要是聖經的真理活出來，在群體內表現出愛的見證。從個人經歷上，我從未見過一間香港堂會可以把上述三者同時兼顧；而「實踐使命」(見證)的一方面，更是極其薄弱。
近年，香港社會內風起雲湧，政治紛爭一浪接一浪。樓價飈升，地產商坐大，貧富日益懸殊。而共產黨政權與地產商合作，讓大商家們操控絕大部份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捍衛大財閥的利益，最現成的例子是標準工時至今仍未訂立，隔幾年，便聽到巴士或垃圾車司機因工時太長，工作過勞而產生車禍。另一方面，共產黨政權多次推行侵害香港人基本權利的政策(如國民教育、替補機制及高鐵等)，而功能組別議員為共產黨政權保駕護航，通過該等法案。不少堂會的取向保守，高舉政教分離原則，說政治是污穢的，堂會內不能討論政治，即對受壓迫的大眾的苦難緘默不言、袖手旁觀。
然而，ekklesia最初的意思就是城邦的公民大會，也就是政治性的聚會。我不作進一步的推論與研究，但ekklesia一詞的原意是不可能與政教分離原則並存，這是明顯的。縱觀全本新舊聖經，當中也沒有政教分離原則的舉明示與暗示。相反，福音的本質就是以窮人優先(太19:21，路4:18-19及6:20-21)，當窮人被政治制度壓迫，而堂會只以賙濟慈惠的方式照顧他們，這只會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甚至，親共政治團體也常以此種慈惠方式收賣人心，擴張勢力。更嚴重地說，堂會若單以社企或慈惠方法去分派福利，這只會被視為與政權合作維持政治穩定(維穩)，是和諧會矛盾的手段(河蟹)，包庇政治制度的不公義，令福音被矮化為作宗教鴉片，讓堂會成為當權者的統治工具。
在但以理書的異象中，神的國是一個巨石要粉碎地上一切國度(但2:44-45)，教會是天國子民(彼前2:9)的聚合，教會實在不應該和世上的政權妥協，挑戰顛覆罪惡的體制。就算，堂會內會有人反對以堂會名義去參與針對某些政策的示威，但至少堂會領袖應要有勇氣去批評不公義的社會現況[7]。當基督徒敢於把堂會內的世界和堂會外的世界從新結合，而不再二分以雙面人的身份過活[8]，這樣，屬靈生命才有可能提升。若基督徒擁有堂會內外兩套價值觀，在堂會內是關心教友和窮人，在堂會外卻是對政治制度對人民的各種欺壓袖手旁觀，這只會是一個極壞的見證，也沒有把聖經真理實踐於堂會生活以外，也是一個沒有真正愛心的人。
當堂會說傳福音是最重要，並說要在中國大陸傳福音，於是對香港社會內各種制度上的不公不義緘默不言，是為了避免當權者對在大陸的福音事工進行報復。最後，在大陸的開展福音事工成為與當權者妥協的掩飾。還有，那些堂會在大陸傳講的所謂福音是經當權者審查監控過，這令福音的訊息被瘦化及有所殘缺，被壓縮及矮化為維穩河蟹的宗教訊息，教導人對制度性的醜惡和不公義緘默及冷漠無情。而另一方面，在香港受壓迫的大眾見到堂會與當權者親近，社會大眾便會鄙視基督信仰，恥笑宗教都只是鴉片，不能伸張公義，他們便不再參與堂會的聚會。雖然，堂會們也仍能在人數有所成長，但福音的大能真的在這些堂會彰顯了嗎？還是宗教生意在大展鴻圖？為何堂會情願失卻了見證，也不放棄在大陸廣傳那種殘缺的福音？是人數增長及擴張宗派影響力的迷思仍在作祟嗎？
然而，巴特把教會的唯一功能定義為「作見證」，當失去見證的堂會及其相關福音事工，便如鹽失了味(太5:13)，所製造的損失，將會比所得大得多。教會的首要目標是要作見證，而不是追求人數及影響力的增長，作見證的在第一世紀是意味著殉道被殺(啟2:13)。有時，堂會把傳福音的慨念和傳銷混爻了，以為在港鐵租用廣告版，以量產型的單張派發，便是傳福音。然而，傳福音就是作見證，當堂與當權者妥協，對不公義的事緊閉雙目，「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加5:11)，所謂的傳福音便成為了宗教產品的傳銷。
當群羊被鼓勵作一個敢於與制度性罪惡周旋的基督徒，聽道而行道，也敢於在生活各層次與罪惡爭戰，我相信這樣的基督徒是會與上主極親近，生命會得到上主的提升。
總結
本文是一篇理念型的文章，沒有什麼牧會或事奉經驗去為這些理念去背書作支撐。但當我說到堂會應不與當權者妥協時，我倒可以舉一個實例：2012年塗灰日，林國璋牧師開展了關心露宿者的事工，發動堂會內信徒參與派發食物的行動。當時，林牧師了解到露宿者曾被政府無理驅趕，並沒收個人財物如身份證或私人相薄等，而不容許他們拿回，林牧師馬上找立法會議員幫忙，安排會見政府官員，並要求政府賠償給每人三千港元。但官員拒絕露宿者的要求，堅持有給予時間讓露宿者收拾個人財物(公然歪曲事實)。林牧師替露宿者預備文件，在小額錢債審裁處狀告政府。林國璋牧師的關心露宿者事工是不單單停留在慈惠派發福利的層次，而是進入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抗爭層次。
上文並沒有詳細討論如何關於「訓練會眾」及「培養牧職」這兩方面的策略，這是因為篇幅的限制，也因為關於這兩方面的書及論文已有很多了，我實在不需要在本文再詳細論述。我相信堂會應是把神學教育普及化，專職牧者在神學院學到什麼，便應在堂會中的講道及主日學時段內傾囊相授，不需要顧慮群羊能不能明白真理的高深，直接相信聖靈能讓應明白的人會得到明白。另一方面，我是甚注重羊群間的關係進深，我甚認同小組運作模式的堂會，也贊成簡化堂會的部門結構[9]。
最後，我明白到本文的限制就是：我並沒有被呼召在堂會作全職牧養事奉，對堂會牧養那理想化的推論可能會留於主觀及不切實際的層次。所以，我希望我能保持開放的心，有接受其他牧養理論的胸襟，願意修正自己的看法。
註釋
[1]郭乃弘，《更新地方教會的策略》(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0)，15-16。郭提出3個更新教會的方向策略：1) 實踐使命，2) 訓練會眾，3) 培養牧職。而郭把第1項分拆為3個策略：a)引進心靈和真實的崇拜、b)關顧弱勢社群、c)重釋傳福音的意義；而把第2項分拆為2個策略：a)全面推行信徒再教育、b)讓信徒共沐於聖靈的團契；而第3項不作分拆，認為需要「重組地方教會的推動力」才能培養牧職。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