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剑桥杂忆（三）
《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初版于1852年，手上的这本是2008年的新版，淡黄色的封面上有校园生活的铅笔素描。1840年到1845年，美国青年查尔斯•艾斯特•布里斯特德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辩论，醉酒，划船……布里斯特德不是个多么杰出的作家，却是个诚实、敏感、勤奋的记录者。这本书既是一个青年的成长记录，也是两种文明的相遇故事。
此刻的美国仍生活在英国的阴影下。尽管政治上早已独立，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仍依赖欧洲。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狄更斯的最新著作，即使最杰出的美国心灵，仍不免在英国头脑面前略感不安，所以过分善于制造警句的拉尔夫•爱默生要呼唤“美国精神的独立”。
而大英帝国正处于它权力的顶峰，不仅是军事上、物质上的，也是制度上与文化上的。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乌合之众的胜利，一种粗鄙的金钱崇拜的价值观。布里斯特带着文化上的自卑到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在这本书中洋溢着对英国教育的赞赏、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当时只有很少人能意识到，美国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清晨，我无意中买到这本书，并问问自己能否记录出此刻中国与英国的相逢，前者也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
但谁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兴趣？距离“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一百六十年了，大英帝国已经缩回到英伦三岛，人们讥讽伦敦不过是华盛顿与纽约的附庸。牛津、剑桥仍在，却越来越像这个时代的装饰品——它们典雅，富有魅力，却也无关痛痒。它们的毕业生不再统治世界，倘若你观看了最近一场首相竞选，你会发现帝国不仅在物理意义上、也在精神上衰落了，甚至陷入身份危机。三位竞选人，不管是来自哪个党派，毕业于哪个学校，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奥巴马。
过去的十年里，世界权力的中心似乎又一次发生转移，这一次是向东。中国，或许再加上印度，被认定要主导世界的未来。这是眼花缭乱的新变化，中国举办了历史上最昂贵、叹为观止的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宇航员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业规模的榜首，外汇储备无人能敌，甚至一场七十年未见的经济危机也只让她更强大，她被认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注定要象十九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塑造、领导二十一世纪。
中国是新的全球历史的开启者，而欧洲生活在“历史的终结”中。倘若你记得十九世纪的欧洲流行情绪——“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个轮回”，眼前的变化就会更显得兴致盎然。
但倘若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是新的价值、意义的确立，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中国真的能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吗？
很有可能，剑桥为观察这种新的历史力量提供了有趣的角度。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留学是一种汲取历史动力的象征。停滞的中国要从西方寻找科学、技术、制度、思想上的活力。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码头对迎接他的朋友说，“如今我们归来，一切都将不同”。二十七岁的胡适引用的是伊拉漠斯的名句。这是中国留学生最自信的时刻，他们通过充当两种文明之间的沟通者，中国社会的变革者，肩负把新观念、新技术、新组织带入中国的使命。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胡适写道“他（归国留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有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这当然美化了传统，拥有胡适式情怀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留学生只是如鲁迅笔下的上野公园中的清国留学生的模样：“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留学经常不过是个光鲜的标签，为一些人谋取官场与社交场的资格。他们失去了与自己土地关系，却也没接引上的新的源头。
而那些“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往往命运不佳，它们总是被吞没于顽固的中国传统与惰性中。他们的雄心、焦虑、局限，恰好像是中国自身特性的流露。但没人能否认他们的重要作用，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权力、财富、知识的鸿沟，他们是其中的传输带。但悲剧也在于此，他们仅仅是传输带，由于外部环境的紧迫、内在的脆弱，他们从未建立起自身的意志与价值，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局限在工具性的范畴内。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他们太急切于有用，他们可能心地高尚，要拯救祖国，也可能世侩不堪，要谋取个人成功。
很少有人深入理解这强烈的工具色彩的问题与原因。它既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也与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竞争有关。陈寅恪发现二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他忧虑“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在这种功利倾向背后，是个人意志的缺乏。因为缺乏独立、内在的精神世界，人们才会盲从、缺乏耐心，只选择最实用的东西。但它却导致了最不实用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多少像是萨哈罗夫对当年苏联的批评:“我们的社会必须逐步从非精神性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这种非精神性不仅断绝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可能，也断绝了物质领域进步的可能.”
萨哈罗夫的判断并非全然正确。在精神文明上走入了死胡同的苏联，创造了物质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力量来衡量的。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被视作历史的新动力，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倘若西方的历史动力来源于个人解放后释放出的活力与创造力，苏联则代表集体式的成就。五年计划、集体化、国家工程，个人毫无价值，必须沦为集体目标的牺牲品。它创造了物质上的奇迹，尽管这最终被证明是暂时的，并且伴随有可怕的后遗症。
而一代代中国留学生，曾经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帮助这个新中国发射了火箭，制造了原子弹与氢弹，并被认定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们有多少人对这些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它与这个民族深刻苦难之间的关联，进行萨哈罗夫式的追问……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与能力，变成了哄骗与压迫自己人民的工具。
剑桥杂忆（四）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国内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喜欢叫自己“八零后”。这也是个充满反讽的称谓，他们都竭力表明自己的“个性”，却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装入这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中。
与之前的几代留学生不同，中国不仅不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还要借助中国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期与喧嚣的“中国崛起”重叠。中国与西方正在达成新的权力平衡，不再是一边倒的倾斜。西方的观念、技术、组织不再占据天然的优势，相反地，人们开始认定中国蕴涵着新的成功秘密。留学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来，留学不再是最优秀人才的必然归属，反被视作在国内激烈的竞争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让他们丧失了从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剑桥的中国学生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我目睹了中国学联主席竞选。这是每年剑桥华人社区最重要的政治与公共活动。中国学生是剑桥最大的海外学生群体，算上那些读预科的中学生、来去不定的访问学者，它的数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们数量众多、无处不在，却仍像是剑桥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在剑桥最大学生报纸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我不了解那些数量过分繁多的学生活动，但在演出阿兰•图灵的悲剧一生的戏院里，在书店里，在放映乌克兰大饥荒的小型影院里，我很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同样显著的是，当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时，这里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也没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在街头，我经常看到时髦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穿着那种快掉下来的牛仔裤。他们的脸上早没有匮乏与生涩的痕迹。他们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甚至腰缠万贯。在剑桥、伦敦还有很多英国城市，你都听说过富裕的中国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现金购买公寓、汽车，频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顿吃掉一千镑的火锅。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冲击也早已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淡。他们是看着好莱坞电影、听着Lady Gaga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有着新的匮乏痕迹。他们对于全球的消费符号无所不知，对于世界的另一部分却一无所知。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而中国的崛起则以另一种形态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反而以更迫切的态度，融合到中国的现有秩序中。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也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注入到他们的生活。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商业与消费上的成功，是政治上的停滞与无能，是文化生活中的喧闹与粗鄙。
发生在遥远的剑桥的这场竞选，表现了一切中国内在的困境。化学系这间阶梯教室能容纳五百人，十一月初的这个夜晚济济一堂，一位华裔女警在场外巡视。这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竞选的活动的高潮时刻。
在不同学院的走廊里，市中心草坪边的栏杆上，还有密尔路上的中国超市中，都贴上了竞选海报，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都露着灿烂、自信的笑容。拉票活动以校友、同乡、同系为半径不断外延。新生是主要的争夺对象，他们初来乍到，急需一些指引与帮助，也没有养成嘲讽的态度，很容易被热情的言行打动。临时搭建的竞选班底，在火车站接新生，请可能投票者在中餐厅与不同学院里吃饭，分发来自不同商店的优惠券。一些惊人之举也偶尔出现，候选人会邀请一百位到某学院吃Formal Hall，这是牛津、剑桥日常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它鼓励不同学科的人自由交流，但在一些夜晚，它被中国学生集体占据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像蝙蝠侠式的长袍，蜂拥而来。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抱怨来到东方的西方列强像是“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如今轮到了我们来做公牛。
在很多方面，这场竞选的确遵循着民主程序。但这民主更像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的一幕，饱含着民主试验中的粗鄙。选举前已传出了“性丑闻”、“贪污案”的消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相互攻击的方式。
这一年共有三位竞选人，其中两位志在必得。而另一位M是竞选者中的异类，一个捣乱者。他是物理系的博士候选人，却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内心。他每天穿戴得像是个太空人，浸泡在实验里，和他不欣赏、也不欣赏他的导师一起收集试验数据。他渴望的却是到处流浪，结识陌生姑娘、给他们念海子诗歌的生活。他又没有勇气打破这一切，只能在现实的环境与内在的渴望之间摇摆。他也是我在剑桥最早的朋友之一。当他在两个月前宣布参与竞选时，他成为了中国学生社区中的一个笑话。没人把他的行动当真，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人人都觉得中国学联既太过官僚色彩，也太过庸俗，每一任主席及其班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与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建立密切关系，接待来自中国的政治、商业权贵，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或许用得上的人际网络。剑桥学联主席即使不再如往日那般引人注意，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每年的选举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事件。它甚至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据说它的账目从来混乱不清。
M的参选给他自己和很多人带来了乐趣。一千多名中国学生使用着共同的邮件组，人人都可能在Facebook上相逢、留言，M则在这个虚拟又真实的世界里，不断攻击学联的制度，指责其他候选者的荒诞，也利用他刚刚赢得的注意力邀请漂亮的女选民喝酒。反正这是一场闹剧，人们乐于看到一个不同的闹场者。没人觉得M可能获胜：他既没有任何实际举措，又言辞不谨，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派系网络，这在竞选中至关重要。
当晚的程序是，三位竞选人轮流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投票，统计票数，公布结果。在那间教室里，我感到两种力量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它有着民主的形式，拉票、同台演说、投票、空头许诺、自吹自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如此陈腐的内容。两位主要竞选者的演说内容，围绕着空洞的爱国主义与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展开。他们都提到了二零零八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温家宝总理几个月前在剑桥的演讲，他们声称要成为阻止藏独分子、挡住向温总理掷鞋者的坚强手臂。在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他们的话锋迅速转向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许诺：他们说自己已经与剑桥多少家商户签订了协议，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组织多少次旅行，并成功地把每位的费用又砍下了十三英镑。我像是刚刚读完了《人民日报》，又一头扎入了《精品购物指南》。
大多数人觉得来自清华的候选人W会获胜。清华毕业生在剑桥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似乎“又红又专”的清华传统令他们既避免了思想上的分歧，又在实际组织上能力强大。他们也是集体主义的最佳楷模，他们或许每个个体都显得生硬、没有光彩，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这“清华人”则自信与傲慢十足。既然他们的师兄们领导着中国，他们也该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任何组织。他们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有的清华人，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酒肉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碍于情面、或无所谓地为清华候选人投下一票。
但在投票当晚，M却是全场的核心。他的面色比往日更苍白，尽管在网络世界总是毫不在乎，他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严肃对待。他的短短演说没有任何真正的特殊之处，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只应该是一名稍有想法的大学生的判断。他的演说里没有爱国主义宣言，没有商店的打折信息，他讲述了自己这个从西安来的青年人最初对剑桥的向往，和到了此地的失望。他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在这座如此浪漫、传奇的大学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探索与碰撞，更缺乏对自身使命的追求。他期望他领导的学联，不再把精力集中于吃喝、游玩，而是放在公共的智力生活上。他让全场屏住了呼吸，接着是狂热的掌声与口号声。
M最终没有当选，他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原本估计的得票率戏剧性地上升，他也赢得了很多姑娘暂时的好奇心。最终获胜的还是现实的力量，尽管W的竞选演说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的项目招标书，精心制作的PowerPoint不过是上一届竞选者的翻版，但他最终还是当选了。
没人在乎选举，它带来的喧闹很快被考试的紧张、圣诞节、英国冬日的阴郁所覆盖。也没人指望学联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中国留学生就像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他们充满了集体意识，只有在中国人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安全、放松;他们又是如此的自我，除去私人生活，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忧虑。
倘若这竞选暴露了政治训练的匮乏，那么每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中国社会日渐粗鄙的文化生活的象征。它也是新当选的新一届学联领导班子的主要活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蜿蜒的长队。市中心的一间剧场布满了中国特色，红灯笼、对联、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像是唐人街的翻版。在演出开始前，是组织者们费尽心机、发动庞大网络制作的录像。李宇春、瞿颖、花儿乐队，还有一大批脸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二流、三流娱乐明星，纷纷对着镜头拜年，祝福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我们逃得这样远，却也逃不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包围。这里是剑桥，来到这里的应该是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头脑，他们不仅没准备拥抱新生活，却一心要投入旧怀抱，以赢得平庸与粗俗力量的认可。
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唐人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生活在何处，离中国有多远，时代变得多么不同，教育水准是否改变，他们都像是被施加了咒语，你感到一种东西从未变化，他们总是顽固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唐人街的洗衣工们，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模样，只希望攒下更多钱寄回家乡。而剑桥的青年人成长在即刻通讯的年代，也仍被紧紧包裹进那个中国。
一些时刻，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判断过分苛刻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碰到好几位思想不凡的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清晰和深入的认识，一位比我年轻十岁的历史系硕士，让我叹服不已——他对世界的理解比我更深入和广泛。但他们实在太少了。
我凭什么责怪这么多人呢？他们成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学校中、社会里，都洋溢那股平庸、功利的气氛，他们从未被鼓励参与和了解生活。我们这一代、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一代，才该为此负责。我们更该为中国社会的堕落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437?page=1、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82?page=1。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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