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个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哈耶克
中国刚刚过去的2012年，对后世的史家来说，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距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正好20年，而正是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单纯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令世界侧目，中国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它似乎在政治上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政体的可能性。2002年十六大的成功召开，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外界据此认为，进入后常人政治时代的中国，已经实现了高层人事轮替的制度化，那些一度视中国政治制度为“异类”和“怪胎”的西方学者，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在人治传统悠久的中国，真的走出了一条即便不民主也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的道路？！然而，在2012年接连不断的政治大戏中，激烈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打破了外界对中国政治温和平静的美好想象，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并没有成为例外。
也许，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公众而言，激荡而又隐秘的高层政治，除了能供饭后茶余聊作谈资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物质至上和娱乐至死的时代，“政治冷漠”已然成为世界通病，更何况素来缺少民主训练的国人呢。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民间思潮的活跃程度远超往年，在思想市场上，那些叫卖“改革”甚至鼓吹“革命”的声音，愈发多了起来，也愈发尖锐起来。显然，经济增速的放缓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强，加剧了那些关心自己和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的危机感。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中，除了作为老面孔的知识界精英之外，不少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也加入了进来，如果再算上互联网上那些不乏真知灼见的草根“政治控”，这样的规模，虽不说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尽管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些“虚拟”的成分在里边。
虽然在对过往历史、当前道路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上，民间各种思潮远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种声音渐成主流，那就是，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十八大召开，新班子“接棒”主政，即给民间这种“求变”心理带来新的期待。应当看到，这种“期待”对执政当局来说，绝非坏事儿，它表明即便是对当下和未来心存忧虑的群体，仍旧把你当做“改变”的主导力量；只要你走得不离谱，他们仍旧愿意紧跟你的步伐。不过，既然谈“改变”，那就会存在“变好”和“变坏”两种可能，显然后者是民间不愿看到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中国未来朝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上歧路呢？我们以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理念”问题，而非其他，换言之，中国要想“变好”，首先需要好的“理念”。
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更是表示，“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由此可见，对人类的发展来说，理念或者说观念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对于处在急剧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一点更是不可忽视。
同样，回顾中国最近一百多年来走过的路，理念的力量也可谓无处不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洋务运动，直接的肇因诚然是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但如若当时的主政者一如保守势力那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而不知或者不愿“师夷长技”的话，也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及至1898年的“维新”运动，变法者提出并践行“兴民权、设议会”等主张，虽然整个运动不过百余日即告失败，但维新人士主张的观念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于为什么会失败，道理很简单，变法危及到实权派慈禧等人的权力和利益，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慈禧等人没有超越自身利益的理念。到了20世纪初，在遭受八国联军的沉痛打击后，清廷意识到自己不能不变了，但同样因为未能更新自身理念，非但搞出的“新政”徒有其表，甚至出现了“皇室内阁”这样的闹剧。由是观之，变革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理念先行。
变革的一次次受阻和失败，让人们对“改良”的渐进路径慢慢失去耐心，激进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登上舞台。辛亥年，孙中山等人携“民主、民权、民生”三面大旗，一举推翻清廷，废除帝制。但历史并未到此画上句点，辛亥革命赶走了儿皇帝，迎来的却是缺乏现代政治理念的野心家袁世凯。权欲日增的他，很是不满师从欧美的现代民主体制对自己的束缚，到最后终于演变成了复辟帝制的闹剧。也许，斯时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明白也不关心“何为革命”和“为何革命”这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自辛亥后，国人的“激进化”渐成风潮，而且这种“激进”开始由政治延伸到文化等其他领域。
在众多激进思潮中，共产主义因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魅力大增，自国民党始，中国走上了一条师法苏联的不归路。如果说，孙氏效法苏俄，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乃是基于当时国情、民情和党情，所做的策略选择，毕竟，他仍旧宣称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共和；那么，到了共产党这里，苏联模式就成了未来的范本，共产主义则是最终归宿。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喜欢上演以弱胜强的励志剧，少有人能想到长征之后如同落水狗群一般的共产党，会在一场抗日战争后，成功“逆袭”，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赶到东南一隅的小岛之上。
自此，红潮席卷中华大地，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号称“站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东方共产阵营上实力最强的后来者。新政权成立后，在经济上大搞计划经济，发展人民公社，以图逐步消灭私有制，未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毛泽东已经等不及了，他和他的同僚急切地希望中国经济赶英超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最终酿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数千万国人被活活饿死；在政治上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阶级斗争理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从肉体或者精神上消灭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及至“文革”，终于演变成一场无法无天的“内乱”。政治上的内斗，经济上的大公无私，加之思想市场的损毁，中国这艘巨轮终于开不动了，伟大领袖的去世拉开了告别“奴役之路”的序幕。
旧的路子走不通，而路又要继续走下去，那就只能开创新路了，改革从来都是危机的伴生物。十年“文革”，官不聊生，连堂堂一国主席都被迫害致死，幸存者开始反思，不能再搞催生个人崇拜的终身制了，为了起码的安全感，必须结束那种“无法无天”状态了。恢复高考，颁布法律，废除终身制，国家机器在政治层面的运转开始正常起来。再看经济，奉行“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提倡“大公无私”，实践到最后却成了“一穷二白”；于是，承认人的自利性，保护私有产权，建立一个鼓励平等、自愿交换的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理念的更新催生了改革，改革的推行则进一步巩固了新的理念，30余年的改革开放，最明显的两个成效即人们法治意识的提升和“私权兴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深入人心。
今天的中国，某种程度上来讲，同样走到了一个“旧路走不通”的境地。在经济领域，我们至少面临增速放缓、国进民退、分配差距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困境，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经济改革恐怕不行。而在社会领域，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感缺失，社会道德匮乏等问题，而那些尝试壮大民间力量的努力又屡屡受挫，多重因素造成了今天社会几近溃败的局面。最后，裹足不前的政治改革，同样离民间期待相距甚远，很多时候，执政当局的思维和行事风格仍旧停留在前现代，“讲特权而不讲人权”。
面对困境，不少有识之士想到了现代政治的结晶——“宪政”，认为，在当前，“行宪就是政改”，抑或建立“宪政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南方周末》献词事件惊醒了不少“宪政梦”中人，原来，即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公权机构中不少人和部门仍旧不认为“宪政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宪政”仍旧是一个敏感词。于是，那些从“宪政梦”中醒来的人开始追问，如果“宪政”都不能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通往普世文明的路上，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好在，总书记习近平22日在中纪委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而“用制度来限制权力”，正是“宪政”的语言。
一百多年以前，德国诗人海涅(Heine)曾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但我们想说，同样，一个好的理念也可能会成就一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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