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忆犹新 :一年多前即二零一一年年底，另一场持续多天的雾霾笼罩北京， PM2.5成为民间热门话语的时候，有关部门却对是否监测并公开相关污染数值犹豫不决。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当时对媒体表示，监测PM2.5技术上不是问题，财政上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一旦公开相关指标，官方的资料恐怕会变得很难看」。而李克强当时就极力主张公开透明、及时向人民群众如实发佈。
无独有偶，学者涂子沛的专着《大数据》最近在中国大陆成为热门书。书中预测，数据化浪潮与互联网一样，「这绝不仅仅是资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启动透明政府、加速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利器」。亚洲週刊表示，数据像生命一样鲜活，也如死亡一般冷峻。概念可以被模煳﹑被曲解，但数据不可收买，不可偷换。而数据决定国家兴亡，建国理想的实现或沦丧也关乎数据。
其实，留美前辈﹑华人学者胡适和黄仁宇早已批评中国是「差不多先生」；中华帝国衰败就肇因于做事马虎﹑大而化之﹑不擅「数字化管理」，大大拖慢现代化进程。是否中华民族对数字﹑数据或事实天然迟钝，而精于颠倒是非或偷换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就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告诫。毛泽东倡导「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国造假成风；「亩产万斤粮﹑千斤棉」，沦为不堪回首的国际笑话。直至改革开放，题辞甚少的前总理朱鎔基对中国统计部门不吝笔墨，挥就「不做假账」警言。「铁娘子」史美伦是大陆首位官至副部级的香港人，她坚持数据说话，在她任上中国股市黑幕纷曝光，而她后来也去职。正如中国的候任总理李克强一年多前对那些为公开PM2.5数据顾虑重重的官员所说：「公开了又能怎麽样呢？在一个资讯共用的网路化时代，你不公开公众照样有管道获知，为什麽要自欺欺人呢」？然而，中国官场与民间从无「造假如同叛国」的观念。
人们头上的雾霾在追问 ：中国「数据治国」要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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