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既然「南周事件」塵埃稍定，裏頭的員工便已開始忙着下一期的工作；可它門外仍有不捨的人群，每天來給裏頭的人打氣，同時喊出目標更為遠大的口號。這些人有的被拍照紀錄，事後被人傳去「喝茶」；有的當場帶走，過了兩天才獲釋放。《南方周末》對這些支持它的人有沒有道義上的責任呢？他們要是出了問題，又算不算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那兩天我在北京，這個問題成了一個小圈子裏的話題。有人認為「南周」一開始就把抗爭定位在他們自己的系統之內，只想以自己的方式擺平事件，害怕形勢擴大節外生枝，實乃無可厚非。也有人認為體制外的壓力才是解決這事的關鍵，置門外市民不顧，真是既不負責，又白白浪費了體制內與體制外公民聯動的契機。據說就連「南周」內部，也有上下層級的爭議。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沒想仔細，我一時也不知如何判斷。我只曉得，對於這些不只是要「南周」不被過份干預，還想實現真正新聞獨立的市民，外間不應就此別過頭。
我非常尊敬「南周」的編採人員，但我更佩服《新京報》在面對壓力時的表現。聲援《新京報》的人不多，使他們免了這條難題。在密閉的大樓之內，他們的高層本可以像「南周」那樣，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暗箱談判去對付困境。但他們沒有。戴自更社長召集編採人員，公示局勢，然後再請大家全體投票，決定選擇。那一晚，有人悲憤哽咽，有人默默流淚，但所有人都決定抗拒轉載《環球時報》的社論。儘管到了最後，在武警包圍印刷廠的情況底下，他們還是被迫接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結局。但其節選刊登那篇文章的技巧，透明民主的決策程序，以及面對壓迫的莫大勇氣，又豈能輕易忘記？
但願將來有人撰寫新聞史時，不要把《新京報》的事跡當成「南周事件」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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