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之后，中国中东部大面积爆发长时间雾霾天气，毒性之大，令人畏惧。有人发微博，“扎进黄褐色的雾气当中，突然就感到憋气，不能呼吸，不得不上医院。”一点不是夸大其词。
北京的政治空气，也像雾霾一样，混沌不开，引发内外舆情的高度关注。上周四（17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麦克法夸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公开演讲，以“过渡时期的中国”为题，对习近平的新中央做了“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的预测。
像是有意要拨开北京上空的层层政治迷雾，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上周也开始逐级传达。习的讲话，竟然像是对麦克法夸尔这位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学者的预测做注脚。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重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多么生动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发表就职演说，也曾经痛骂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当年胡锦涛的讲话印发成中央文件，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当时很多人听了，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和二战反法西斯胜利一样，已经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遗产。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同样会引发党内外舆论的哗然。作为中共建国元勋的铁血后代，习近平的谈话更富鲜明的个人色采，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
《求是》第一期推出了重头文章《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该文着重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在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整合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点，在政治、史学和文艺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危害性的理论和观念。该文受到毛左派的热烈欢迎。
《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邓小平理论”老资格宣传家周瑞金的文章，也是对十八大赞扬声音最高的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已经从毛的“伟人”、邓的“强人”、江胡的后“强人”时代，进入“常人”时代。笔者以为周先生是否言之过早，有待验证。但是在信息时代，谴责戈尔巴乔夫，谴责苏东巨变能否获得朝野共识是个大问号。
江泽民就不会赞成习近平的看法
六四之后江泽民伙同李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造成连续三年GDP大滑坡，苏联“8.19”之后又立即提出“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曾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训斥：“中央已经下过文件，不再提‘反和平演变’这个口号，你那时是副部长，没有看到？”江泽民诚惶诚恐，但是没有理解邓小平的用意。回来之后和李鹏立刻收回“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但是经济继续治理整顿。终于惹恼邓小平，进行南巡发表讲话。若不是江泽民转得快，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语言在北京发社论，若不是陈云、薄一波劝邓小平：“事不过三，不要再有第四个了。”江也就追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了。这是他终生不可泯灭的教训。也是经历过中苏论战留给他那一代留苏官僚的心理阴影。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中苏史专家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人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泽民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
江泽民与沈志华等畅谈5个小时，临走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
一周之后，北京举行60年大庆游行，胡锦涛用高抬着毛泽东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配合《东方红》乐曲的毛泽东思想方阵，统领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画像的方阵走过天安门，最显著的大标语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用它统领着后边三个方阵中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标语。焰火晚会之后，江泽民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六十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很不容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
信的最后一段谈中苏关系。江认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江认为历史上中苏论战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江还提出赫鲁晓夫是改革家。
关键只能看习近平如何重整党纪朝纲
麦克法夸尔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个看法入木三分。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没有提“政治改革”，而且他自十八大之后就没有提过“政治改革”。他在新南巡讲话里表达了他的理论主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南巡期间拜谒邓小平塑像 中国政府当前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这是习近平谈“三个自信”的底气所在，新南巡他首先拜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鼻祖邓小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的是跛腿改革路线，这正是当前中共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还不打算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哪些不能改？习近平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麦克法夸尔说：“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如何面对溃败的千疮百孔的党的肌体，唤醒全体党员的改革意志？习近平说；“一定要看清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新南巡讲话有意识要给意识形态以新的政治思想地位。
南巡中习近平还给大家讲了一个老故事：
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中共现在还有陈望道那样资质的翻译家吗？听这个故事的党员同志们恐怕更多连想到的是前编译局长衣俊卿。衣的“学问”也好生了得！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位前局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他的政治后台一直用这个功劳簿保他，但是不堪入目的12万字的揭发，如何能让党员们回味“信仰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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