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 中国

2012年度回顾

中国的新领导团队,由7名政治局常委组成,已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接掌政权,结束了胡锦涛与温家宝的十年领导。

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増长、都市化,崛起为全球大国,但在人权方面鲜有改进。面对日益动荡的社会,包括西藏和新疆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族群冲突,中国政府在司法保护人权方面有所退步,维稳机器的权力大大膨胀。

在新任领导人的选择过程中,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凸显该国虽然历经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其政府仍为一党专政的威权体系,不仅恣意钳制言论、结社、宗教自由,禁止独立的工会与人权组织,并且继续由行政权掌控司法机关。该国政府还对新闻媒体、互联网和出版业进行内容审查,并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高压统治。

在此同时,公民已日渐敢于在重大民生议题上对政府提出质疑,例如土地征收、强迫拆迁、腐官滥权、歧视和经济不平等。根据执法机关报告中引述的官方和学术统计,中国每天发生大约250到500件抗议事件(官方术语称为“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一万到数万之间。即使面临风险,网民和具有改革倾向的新闻媒体仍然藉著倡导法治与透明化、揭发政府㢢端、呼吁政治改革,努力推挤官方审查的底线,以扩展言论空间。

虽然法律地位不明确,又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公民社会团体也不断尝试推展他们的作为。在遍及全国的维权运动旗帜下,维权人士已结成无形但细致的网络,持续监测和纪录人权案件。然而,这些维权人士面临著国家各种形式的镇压措施。

中国政府在其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提出一种新㯋但定义含糊的“务实推进原则”,藉以重新诠释其国际法上的人权义务,此举偏离了该政府以往对于人权普世性原则的表面承诺。这个新的原则显然是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中国政府的惯常说法,即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参与式的政治体制。

人权捍卫者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经常面临警方骚扰、软禁、短期拘留、“劳动教养”、强迫接受精神治疗、或以刑事罪名判刑入狱,其理由通常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正在黑龙江省的监狱服刑。其妻刘霞自从2010年12月即告失踪。据信她现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以防她为丈夫进行倡导游说。

李铁,湖北武汉的作家与异见人士,于1月18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已有好几位资深民运人士被判重刑,李铁是最近一个案例。

被拘留一年后,长期从事维权工作的倪玉兰和董继勤夫妇于4月10日分别被判刑2年8个月和2年,罪名是“寻衅滋事”。上诉后,倪玉兰的刑期于7月被法院减少2个月。

4月下旬,视障维权人士陈光诚从山东省家中逃出。他曾因不公正的审判而被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刑。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他和全家人遭到非法软禁。在维权人士网络的协助下,陈光诚逃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经过中美两国长达数星期的尖锐谈判,陈光诚最后获准于5月19日偕同家人赴美留学,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并承诺将对其遭非法拘禁之事进行调查。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则因打伤数名发现陈光诚逃跑后于半夜闯进家中搜查的警方看守人员,被以杀人罪起诉。地方司法当局以已经为他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为由,不准陈克贵自己聘请的律师出庭辩护。

7月25日,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正式逮捕,实际上是因为他披露资深异见人士李旺阳命案的诸多疑点。在监狱度过大半生的李旺阳,于6月6日被发现陈尸在湖南邵阳一家医院的病房中,但他的双脚踩在地板上。这宗可疑命案立刻引起全国维权人士透过互联网发出怒吼,并引发香港市民多次大规模示威抗议。许多李旺阳的家属和支持者都被软禁在家,以阻止他们质疑地方党委对该案的二度调查。李的支持者们认为,官方的调查只是为了掩盖真相。

8月13日,北京警方拘捕了十几位维权人士,另一位维权人士彭兰岚则在湖南被捕。这些维权人士向国务院施压,要求公开政府信息,说明甫于6月公布的第二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信息。

司法改革

虽然司法改革在胡温执政下停滞不前,且当局拒绝司法独立,法律人社群在民间法律意识及维权行动日益高张的鼓励下,大都扮演推动改革的力量。中共依然控制所有司法机关与机制,透过政法委协调司法机关的运作。其中,公安部门(即警察)仍握有最大权力。刑讯逼供仍相当普遍,法院的弱势和刑事辩护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导致司法不公。

2012年3月,为了减少此种案例和改善司法工作,政府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大幅修正。然而,新法仍然允许警察秘密拘留“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重大贪污腐败”犯罪嫌疑人长达六个月。这些措施造成嫌疑人面临刑求的危险,并且让政府有理由对异议人士及维权活动者予以“失踪”。

国内对于“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制度的批评,因为一宗全国关注的案件而升高。劳动教养经常被用来对付上访者,在此案中,一名妇女因11岁女儿遭性侵而投诉警察渎职,结果竟被警方处分劳教18个月,引起全国公愤。因此,这位妇女在被拘留近一周后即获释。

中国在2012年处决死刑犯的人数继续领先全球。确切的数字仍是国家机密,专家估计中国每年处决人数在5千到8千人之间。

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于新闻记者、博客作家以及估计约5亿3千8百万互联网用户的各种限制,继续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对于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保障。新浪微博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微博服务商,在一定程度上,为其3亿用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意见和抒发不满的空间。但是,如同其他网络内容一样,微博仍然受到中国网络审查机构的严密监视和操纵,目的是确保网上讨论内容不违反政府的政策。另类的社交媒体服务,包括推特、YouTube和脸书,仍然遭到屏蔽。

6月中旬,当伊利婴儿奶粉因汞含量超标而全面下架后,网络审查机构屏蔽了所有相关的网络信息检索。官方审查机构还删除了《南方周末》对于7月21-22日北京洪水导致广大地区财产损失及交通设施瘫痪的八页报导。9月12日,审查机构禁止有关“近平“的信息搜索,因为当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长达两星期未露面,也未出现在官方媒体报导,引发民间热议。他事后恢复公开活动,但官方从未说明内情。

2012年,至少有27位中国记者因“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含糊罪名在狱中服刑。记者还冒著被认为违反言论审查规定的风险。《南方都市报》编辑喻尘被迫离职,只因他所主管的该报微博转发了一则讽刺中共掌控军队的短信。《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于7月2日遭无限期停职,因为他在6月27日撰写报导揭露地方党委成员使用名贵香烟。石俊荣至本文写作为止迄未复职。

在2012年,新闻记者依旧可能因为报导敏感议题而遭受暴力行为。其中一件显著案例发生在8月10日,香港亚视记者雷钊河在安徽合肥采访警方拘留示威者时,被2名男子拳打脚踢。在场其他记者指认施暴者是便服警察。

2012年也创下1998年以来外国记者遭驱逐首例。5月7日,中国政府撤销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特派员陈嘉韵(Melissa Chan)的记者证,但并未说明她违犯何种法规。8月21日,、中国和上海的外国记者协会发布联合声明,对于7月28日到8月12日之间有7名外国记者在4宗事件中遭到“威胁、骚扰甚至殴打”表示“严重关切”。该声明指出,在这些事件中“有官方安全部队成员及相关分子涉入”。

中国政府还试图将其对言论自由的严密控制延伸到海外,其事例至少有下列两件。3月,中国政府成功施压英国书展,自其官方贵宾名单中排除所有持不同政见或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9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试图游说奥瑞冈州柯华利斯市(Corvallis, Oregon)的市长,移除一栋私人建筑上支持西藏与台湾独立的壁画,但未成功。

宗教自由

尽管中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中国政府限制只能在官方许可的清真寺、教堂、庙宇或寺院进行宗教活动。宗教组织的活动信息、人事资料和财务记录都必须提交政府审查。宗教人事任命、宗教出版和申请就读宗教学校,亦须获取政府许可。

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其他未登记注册的信仰团体都被视为非法组织,其成员面临政府的罚款或起诉。法轮功(1999年7月被查禁的气功及信仰团体)被政府列为“邪教”,其成员常遭政府逮捕、骚扰和威胁。

2月,湖南省武冈市宗教管理部门要求家长签署抵制“邪教”的保证书,否则不准其子女就读公立学校。在春节期间进行的这项签名活动,是地方政府打击法轮功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措施之一。

8月22日,上海市政府命令该市天主教佘山修院无限期延迟开学。此举是为报复新任辅理主教马达钦神父在7月7日宣布退出官方爱国教会的一切职务,马神父自当天即遭软禁至今。

中国政府继续以国家安全之名,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限制宗教活动。详见后文有关西藏和新疆部分。

卫生和残疾人权利

政府仍然敌视1990年代河南省血液㢢案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行动。8月27日,在位于郑州市的河南省政府门前进行抗议的大约3百名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遭到镇暴警察镇压,数名成员被打伤。1990年代河南地方政府主办的大规模血浆交易,造成这些人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抗议政府拒绝给予赔偿。

中国政府在6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宣示,将加强保护人民不受重金属污染危害。但截至本文写作时,对于近年来在河南、云南、陜西和湖南等地遭受铅中毒的儿童,政府仍未给予具体的救济或医疗协助。

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对于残疾人权利的保护却仍不足。在9月18-19日中国首次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查期间,政府官员基本上否认残疾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也否认政府未能提供残疾人充分的信息、司法和基本服务。

10月26日,中国政府终于完成历时20多年的精神卫生法立法工作。然而,这项新法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适当的机制保护人民不被强迫关押在精神医疗机构。

妇女权利

妇女的生育权和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在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法规下,仍然受到严重剥夺。政府持续采取行政处分、罚款、和包括强制堕胎在内的压迫性措施。近年来,强制节育政策日渐延伸到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政策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例为118.08:100),进而助长强迫结婚和人口贩卖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政府不定期的严厉扫黄,经常导致中国高达4百万到1千万性工作者遭受严重暴力和性侵,提高他们染患性病的风险,而且难以寻求司法救济。

政府虽然明知家庭暴力、就业歧视和社会刻板印象是普遍严重的问题,却仍限制民间女权组织的活动,并阻挠相关的公益诉讼。

移民与劳工权利

中国劳工日益积极主动地要求改善工资和劳动条件,虽然没有真正的工会做为代表。由于法律禁止成立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全国总工会仍是唯一合法代表劳工的组织。

在广东省出口加工区从事保护移民工权利的劳工非政府组织,在2012年不断遭到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的打压。在这一年内,政府当局或受到地方政府压力的房东,针对至少12个移民工维权组织,强逼他们迁离当地。8月30日,显然受官方指使的二十多名便衣暴徒闯入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砸毁门窗予以威胁。

6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广东省司法单位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数以千计因户口制度限制而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农村的儿童,成为性暴力受害者。虽然政府曾经承诺要废除户口制度,但中国的2亿2千万移民工迄今仍然在它的限制之下,无法公平地享有教育、医疗服务和住房权。

性倾向与性别认同

中国政府继1997年将同性性行为除罪化后,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排除于精神疾病分类。2012年6月,80多名女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维权人士齐聚北京,出席了中国首次性别人权会议。但是,相关人士仍持续遭到官员恣意骚扰,包括警方经常临检知名的同性恋活动场所。中国缺少关于性倾向的反歧视立法,国家也不承认同性伴侣关系或同志收养小孩的权利。

9月,同性恋者的父母抗议浙江杭州教育局授权出版的小册子将同性恋描述为“偏差性行为”,并建议家长加以“预防”。后来,出版社宣布将在该书于10月再版时删除这些内容。

5月,北京同志中心连续第二年遭到逼迁。房东认为同性恋“太敏感”,要求他们搬走。该机构现已迁址。

西藏

在西藏自治区和清海、四川、甘肃、云南各省藏族自治地区,情势仍然紧张。2008年发生遍及整个高原的民间抗议之后,中国政府大举镇压,并且为了加强控制,在每一座寺院均派遣官员常驻。

尙未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将正视西藏人民要求更大自主权的愿望,即使只在该国少数民族自治法规的有限范围内。截至本文写作时,已有85名藏人自焚,其中首例发生于2009年2月27日,光在2012一年内就发生72起。至少69名自焚者死亡。

中国政府持续在藏区部署大量安全部队,并严格限制进入藏区旅游,尤其是记者和外国访客。被怀疑不认同国家政治、宗教、文化或经济政策的藏人,遭到当局有系统地以“分裂祖国”罪名法办。6月18日,四川法院判处藏族僧侣云登嘉措(Yonten Gyatso)7年徒刑,理由是他与国外人权组织联系,传播藏区自焚信息。

秘密逮捕和刑讯逼供仍然十分普遍。6月,甘孜(藏语Kardze)一位36岁藏族僧侣噶旺(Karwang)在被警方拘留期间遭疲劳侦讯致死。他是因为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海报,而在5月中旬被捕。

基于在西藏高原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政府持续推行大规模开发项目,预计80%乡村居民都要迁移或改建房屋。与中国官方说法不同的是,迁移政策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供居民选择,没有真正谘询受影响者的意见,也缺乏明确、适度的赔偿机制。牧民们被剥夺传统生计,生活水准下降,更加依赖政府救济。

新疆

中国政府藉口反恐或“反分裂”,持续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实行歧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严厉钳制宗教与文化表达的自由。基于政治理由的逮捕时有所闻。

维吾尔人所感受到的普遍恐惧气氛,导致族群对立不断升高。造成这种紧张态势的原因,包括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近来不断发生的强迫失踪、以及显然受到政治操纵的司法体系。

族群对立的另一原因,是2009年7月乌鲁木齐暴动的后续影响。此一事件是中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族群冲突。中国政府迄未说明暴动后被捕数百人的下落,也没有调查海外难民或当事人亲属对于狱中刑求虐待的控诉、或者公布暴动中被杀害者(多属汉族)的人数和姓名。

对于有关宗教与文化言论的加强限制,已引发数起暴力事件。最严重者发生在2月28日,一群维吾尔人在汉人聚居的叶城街道(维语Kargilik)上攻击行人,刺死至少12人。政府宣称此案是由一位激进的地下神职人员马木提(Abdudukeremu Mamut)所领导,此人已在3月26日被判死刑。

中国政府在2010年提出一项全面发展政策,其目标原本是要降低社经落差,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有助“打击分裂势力”,但这项政策目前最具体的表现,是拆除维吾尔人传统街区、将居民重新安置或强迫搬迁,以及将新疆大部分游牧民和牧民定居化。

香港

公民团体与社会大众已就人权议题向香港政府提出质疑。香港当局显然不愿太过偏离支持北京的立场,因此一直未能遵照基本法的规定提出朝向全民普选的改革措施,也没有积极维护特区的自主权、公民与政治权利、以及法治。

9月中,香港政府屈服于民间压力,宣布暂缓推行旨在培养向中国共产党効忠的爱国主义教材。民间日益疑虑警方过分限制集会游行的措施,以及入境事务处恣意阻挡批评北京人士。民间也担忧大陆安全人员或其线民渗透特区、监视或威胁批评北京人士的现象日益增多,而港府却无法加以适当的调查。

7月间,有两名内地上访者因到香港参加七一民主游行而在家乡江西省被判处14个月劳教。这是外界已知首例。

主要国际角色

虽然宣称要“以不懈的努力”追求叙利亚的和平,中国政府却与俄罗斯联手否决向叙利亚政府施压的三项决议案。此外,中国还漠视国际法,将至少7千名逃到云南省的克钦族难民遣回缅甸北方战乱地区,坚决否认他们具有难民身分。

美国协助陈光诚一家固然值得赞扬,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未曾试图改变或改进它们和中国政府之间几乎毫无成效的双边人权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很少纳入公民社会团体的有意义参与。

4月初,日本国会极不寻常地通过一项关于西藏的决议,呼吁中国政府恢复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谈判。北京也被迫对南韩媒体批评其遣返北韩难民的报导做出回应,并且因而允许少数逃进南韩驻中国领事馆的北韩人民被送往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