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董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4月10日
Willie Dav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性手枪”前主唱约翰·林顿来华演出时说：“中国政府批准了我所有的歌词，他们愿意请我来，我肯定是说对了什么。”
大多数中国观众知道老牌后朋克劲旅“Public Image Ltd” 或许是因为它的主唱约翰·林顿(John Lydon)，他曾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朋克乐队“性手枪”(Sex Pistols)的主唱。3月31日他带领乐队在北京的“愚公移山”酒吧献上了两个小时的精彩演出，但是指望这位朋克在北京的舞台上大放厥词，发表政见，挑衅当局？可以不用想了。
“中国政府批准了我所有的歌词，他们愿意请我来，我肯定是说对了什么。” 57岁的约翰·林顿在接受smartbeijing.com网站的访问时这样说。约翰·林顿曾以“坏牙强尼”(Johnny Rotten)这个名字在20世纪70年代唱出一代朋克赞美诗《无政府主义在英国》(Anarchy in the UK)，歌中他咆哮“我想要…..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Steve Forrest/Insight-Visua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Radiohead乐队在中国拥有大量歌迷，但很多演出公司担心他们无法通过审查而打消邀请其来华演出的念头。
约翰·林顿还在采访中说：“别指望我告诉你们怎样治理你们的国家，我又不是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他指的是2012年11月底埃尔顿·约翰在北京五棵松体育场演出时，中场宣布把该场演出献给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艾未未。当时这位英国流行巨星在台上说，这场演出“献给艾未未的精神与才华”。之后有警察出现在后台，但一天后他在广州的演出仍被允许举行。
中国的大型音乐节“热波音乐节”的创始人、热波传媒总裁李岱介绍说，目前在中国邀请境外艺人演出，需要经历大致如下程序：向当地文化局（在某些地方，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称为“文广局”）申请备案和审批，需要向这些部门提交艺人的相关简历和介绍资料；往往提交材料需要通过特别的获得牌照的“演出审批公司”，这类公司的主要业务即是“审批”，而并无组织演出的能力，这种公司特殊存在于中国的演出行业。在这个过程中，李岱说：“几乎没有遇到太多阻力”。她所在的音乐节主以邀请中国乐队为主，所邀请的国外艺人，其中有部分是使馆推荐，属于“文化交流”性质。
而另外一些经常邀请国外摇滚乐队和艺人来华的文化演出公司或音乐节相关人士都表示，申请邀请外国艺人来华时，文化局还要求提供演出曲目及歌词。约翰·林顿所谓“中国政府批准了我所有的歌词”就是指这件事。出于担心日后演出报批遭遇阻碍的考虑，大部分受访人要求隐去姓名。
除了歌名和歌词的原文，演出主办者还必须将其译成中文一并提供给审查方，但是接受采访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局相关审查人员会对照英文歌词进行审查。
“（翻译时）最多只能省掉几个脏字，真有重大‘政治问题’，肯定是蒙混不过去的，”一位在演出公司任职的受访人说。
中国政府对境外艺人演出曲目和歌词的审查自境外艺人来华演出伊始就存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演出市场对海外摇滚乐队的需求明显加大，愈来愈多的乐队和个人受邀进入中国演出，这个问题开始渐渐凸显。比如2006年“滚石”(Rolling Stones)乐队来华演出时，BBC等媒体曾报道，中国政府要求乐队从曲目中删去《红糖》(Brown Sugar)，《小酒馆女人》(Honky Tonk Woman)，《负担的野兽》(Beast of Burden)，《让我们一起过夜》（Let’s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粗暴的公正》(Rough Justice)这5首歌曲，理由是歌词中含有性暗示内容。
但是，一位演出中间人认为，“对于不那么大牌，大部分国人不了解的乐队，审查还是相对宽松的”，“似乎也不会去调查乐队的祖宗八代（指政治背景）”。
除了前述的“滚石”，2003年“山羊皮”(Suede)乐队，2006年“音速青年”(Sonic Yourth)乐队（曾参加Free Tibet演出）以及2007年的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和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等人来华演出时，在审批这一环节均未遭到很大阻力。其中罗杰·沃特斯曾举办过著名的柏林墙演唱会，其专辑《欢愉致死》(Amused to Death)中更有献给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电视》(Watching TV)一曲。
许多接受采访者认为，2008年5月冰岛女歌手比约克(Bjork)的上海演唱会是一个转折点，自那以后中国政府对外国艺人来华演出的“背景调查”和控制更加严格。当时比约克在返场曲《宣告独立》中唱了数声原歌词中没有的“Tibet! Tibet”，原歌的歌词中有“宣告独立……发行你们自己的货币，挥舞你们自己的旗帜”等句子。事实上，在中国演出之前，比约克就曾多次使用这首歌表达自己的政见，曾把这首歌献给科索沃、格陵兰等地；她还于1998年参加过Free Tibet演唱会。但在中国演出之前，无论是演出主办者爱玛娱乐有限公司还是中国审查机构都没有对此过多留意。
业内普遍猜测，自“比约克事件”之后，文化部内部便有了所谓禁止境外艺人来华的“黑名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演出公司人士认为：“主要是参加过Free Tibet演出的艺人；近年来可能还有艾未未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港台艺人可能涉及台独问题。”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而已，另一些演出公司相关人士猜测没有所谓的“黑名单”，但相关部门确实会去调查艺人的背景。
“平时接触，他们（文化局）当中很多人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肯定有能力（通过互联网）去了解这些资讯，”一位不到40岁，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型演出承办者说。
这种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明确规则的审查方式在中国普遍存在于新闻和出版审查中，演出审查的模式也与之相似。这种模糊的审查模式非常有效——在疑虑重重中，相关人往往陷入自我审查的“陷阱”。
目前，中国演出公司和演出承办者在邀请境外艺人来华时就有了很多顾虑。譬如Radiohead乐队在中国拥有大量歌迷，在采访中，不止一家演出公司表示对这支乐队的喜爱和邀请其来华演出的愿望，但因为这支乐队曾经参与过Free Tibet演出，这些公司甚至没有尝试就打消了邀请的念头。“That’s a no-no,”一位演出承办者这样说。
除了较为明确的西藏和艾未未等问题，很多接受采访者认为审查标准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渗透了审查者个人意志的成分，有时达到近乎荒谬的地步。
譬如北京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原定邀请德国电子乐队“发电站”(Kraftwerk)参加该公司于2013年年4月底举行的“草莓音乐节”。这支老牌前卫电子乐队形容自己的风格是“机器人流行乐”，以对电子合成器的突破性使用而著称，歌词主要是以技术和电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为主，可以说不带有丝毫政治色彩。但3月，乐队成员的来华签证被拒绝。据英国《卫报》报道，理由是他们在1999年曾有过参加Free Tibet演出的计划，该演出后来因场地原因被取消了。
甚至在“比约克事件”过去五年之后，仍然有冰岛乐队因此事受到“株连”。比如后摇乐队Sigur Rós，该乐队以氛围音乐为主，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的很多歌词使用没有实际意义的自创语言“Vonlenska”），2012年11月，上海乐评人孙孟晋在自己的微博上透露 “这支冰岛乐队来不了了，比约克惹的祸。”
即便已经通过审批，外国艺人来华演出仍然不能保证彻底“安全”。一位演出中间人讲述了“国际噪音阴谋”(the International noise conspiracy)乐队的经历。这支瑞典乐队以左派立场著称，2009年，乐队通过了审查，被许可于10月初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乐队成员已经到达中国，然而因为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文化部临时下达通知，所有海外艺人的演出全部取消。于是这支“曾经参与瑞典共产党活动”的乐队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国庆节被禁止登台演出。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The Futureheads”等十余支海外乐队。
此外，2009年3月，英国乐队“绿洲”(Oasis)原定于4月举办的中国演出在得到文化部批准、演出票已卖出大半的情况下被取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据演出举办方讲，演出的取消是由于举办方经济运作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但绿洲乐队在《NME》等媒体上声明，这一决定与乐队成员诺埃尔·加拉格尔(Noel Gallagher)曾参加1997年的Free Tibet演出有关。
谈到海外艺人来华演出的前景，接受的演出承办人、音乐节组织者和演出公司人士大都表示不乐观，一位音乐节组织者说：“去年埃尔顿·约翰的事之后，再申报演出只会更难了。”
但是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籍演出经纪人所说：“我们只能希望，通过把更多的外国音乐带来中国，能让当权者认识到，音乐没什么可怕的。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毁坏的力量，特别是现场音乐……，能够带来爱与和平。”
董楠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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