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底，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运营期满半年。按照院方的计划，届时医院每日门诊量应达到800人次，开放住院病床300张。然而该院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港大深圳医院日门诊量为600人次，病房入住率也不足五成。
无独有偶的是，早几年落户内地的外资医院，比如厦门长庚医院、南京明基医院等，开业初期的运营效果都不太理想，厦门长庚医院在2012年刚刚做到现金流持平，据长庚医院院长赖明坤估计，该院在厦门本地医疗市场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0%。已核实录音。原话如此。医院并不确切知道份额，只是从日门诊量估算。
“长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但直到现在业内还没有感受到它的竞争”，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王挹青向记者直言相告。
这些外资医院曾被视为国内医疗市场上的“鲶鱼”，社会各界都寄望它们打破“以药养医”的沉疴，激发公立医疗机构的活力。然而直至今日，它们在内地医疗市场上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甚至运营得相当辛苦，尚处在“叫好不叫座”的阶段，厦门长庚医院就自称是“适应困难的鲶鱼”。
这背后是一个共同的尴尬：“非营利性”的定位，决定了这些外资医院必须申请医保定点资格，才能进入其目标市场；与针对高端市场的外资医院，比如和睦家医院、上海天坛普华医院不同，想要进入更主流的大众市场，综合性外资医院必须申请医保定点资格，否则看个大病动辄几万十几万元，普通民众根本不敢进外资医院的大门，像是厦门长庚、南京明基、苏州九龙医院等，都是经过医院管理层数年奔波，得以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然而这同时意味着这些外资医院要接受中国现行的严重不敷成本的超低医疗服务定价，“以技养医”的国际通行模式难以施展。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外资医院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吸引优秀医疗人才的加盟。新医改提出鼓励医师“多点执业”，首先惠及的往往是那些营利性的高端医疗机构，两个错位发展的阵营，在人才争夺上渐成竞争之势。
“鲶鱼”如何能发挥威力？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高端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只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而非营利性医院还可以同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设计应该两者并举。
“以技养医”难以发挥
港大深圳医院实行“打包”收费，全科门诊为130元/人次，包含了挂号费、医生出诊金、7天内用药、常规标准检查以及卫生耗材的费用。专科门诊诊查费为100元/人次，用药和检查费用另行计算。住院诊疗的收费标准仍在等待批复中。
据记者了解，港大深圳医院各项收费标准的制订过程颇费思量。作为一家面向内地医疗市场的医院，港大深圳医院显然无法在价格上与香港接轨。据媒体报道，对于130元的打包门诊费用，公众短时期内尚难接受，特别是如果医师开药较少，患者会觉得“亏了”。
港大深圳医院常务副院长叶炯贤确认，大部分业务仍将执行内地的收费标准，特需服务部分还将与政府专门沟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指出，中国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的特点是：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收费标准都很低，医院只能以药养医。
“如果大部分医疗服务仍然按照内地现行的价格体系来收费，港大深圳医院将很快变成另一家内地大医院”，顾昕说。
如果港大深圳医院拒绝像内地大医院通行那样“以药养医”，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日——厦门长庚医院对此深有体会：他们直至开业的第四年才勉强做到现金流持平。
厦门长庚医院院长赖明坤介绍，该院的医疗服务收费遵守内地定价，实际收费标准跟当地三甲医院差不多。按照医院内部的工作量考核机制，看诊一次医院给医师支付的工资是20元，但内地目前的挂号费标准只有14元，差额部分就必须由投资方拿出来。
尽管如此，厦门长庚医院仍然坚持强调医疗技术和服务，而不是多开药。医院尽量不给病人打点滴，并且鼓励住院病人在允许的情况下多走动，帮助康复早日出院。赖明坤告诉记者，他们的住院均次费用不到4000元。对比之下，厦门当地三甲医院的住院均次费用约4000到5000元。
“我们现在是适应困难的“鲶鱼”，我想适应期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赖明坤说。
同样是台资背景的南京明基医院，其经营模式是以高端医疗服务提供平价医疗。
时任医院执行长江明洲曾于2009年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平价医疗并不必然意味着亏损”，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医院总院长、胸腔外科专家许恒基的认同，举例来说，目前明基医院最为拿手的是微创技术，伤口小，病人的住院时间就大大缩短，可以省下不少医疗费用；而对医院而言，手术流程简化和住院期缩短都可以节约成本，后者还能加快病人的周转，利润率自然提高了。
明基医院当时提供的数据称，其眼科微创白内障手术的费用要比同类医院低20%—30%，利润率可达30%—40%。
即便如此，明基医院的投资方、明基集团从一开始，就已作好亏损十年的战略准备。
人才竞争两面夹击
经营上的困境还不是最艰难的部分。“在内地招聘医师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民营医院共同的问题”，赖明坤说。
厦门长庚医院1/3的医师来自台湾，其余的在内地招聘，但赖表示，目前内地公立医院的医师都是“单位人”，要让他们脱离体制很难。
对此港大深圳医院的院方人士说得更直白：“如果没有配套改革，我们将成为‘人才孤岛’”。
“我们提供2-3倍于内地医生账面平均工资的薪水，也就是年薪30-40万”，叶炯贤说。但曾长期在内地医院工作的他深知，这对于内地同行缺乏吸引力。在外资医院的薪水越高，扣税也越高，实际到手的钱大打折扣，而在内地的公立医院，一些医生也许会存在不菲的灰色收入，也有一些三甲医院的精英原本收入已经远远高于公立医院的平均水平。张强医生原本是上海三甲医院的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在2012年底毅然跳出体制外，他曾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表示，他在东方医院的公开合法收入就达每年40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筹建时，曾从本地医疗系统抽调了一批人手，但他们最后都回归原单位。除了实际收入并没有显著高于原来的收入，脱离事业单位编制及其职称体系，也让内地医务人员有所顾虑——港大深圳医院参照香港的做法，医务人员分为顾问医生、副顾问医生和住院医生三级，来这里工作意味着放弃原来的职称，万一有变就回不去了。
“我们最需要的是‘中坚层’，博士毕业、有10年左右工作经验”，叶炯贤说，但这批人恰恰是顾虑最多、最不愿意脱离现行国有体制的。
据叶炯贤介绍，目前港大深圳医院的内地医生主要来自于二线城市的三级医院，冲着较高的薪水、或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而来；100位护士基本上都是编制外人员。
更不容乐观的是，进入中国医疗市场的非营利性医院，还将直面营利性医疗机构来势汹汹的人才竞争。后者因为定位高端，不受医保价格体系的约束，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薪酬。
以下半年即将开业的上海国际医院中心为例，他们在医疗界人士集结的专业论坛“丁香园”上投放招聘广告后，一年之内收到了4000份简历，而相同时段内港大深圳医院的“战绩”仅为800多份。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投资和建设方、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辛树林证实，应聘者大部分都是国内三甲医院正值当打之年的医师和护士。
记者了解到，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收费标准参考国际惯例，采用全球商业保险机构广泛接受的医疗服务定价标准CPT-code计费，只接受商业医保和自费病人，诊疗服务收入的40%将归医师个人。
政策设计应双管齐下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医疗市场上，应该是既有高端医疗机构，也有低端的医疗机构，我们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应该两者兼顾，不能只重视高端，而避口不提低端。
“高端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只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不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而非营利性医院还可以同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庄一强说。他同时建议，应该从政策上为慈善资本投资医院创造空间。
中国目前最为活跃的医改智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认为，医疗人才是非公医疗机构发展的关键因素，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可以首先考虑从人才政策上创造一视同仁的发展环境。
朱恒鹏分析，现在已形成医生价格发现机制。不同医院、不同大夫、不同手术的费用，医院之间挖医生的薪酬，都有标准的但不透明的行市价。有价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不透明不规范意味着市场不充分、不完善。医院面对的外部环境已经市场化，因此医疗服务市场也应该放开。我们可以借鉴律师行业，让医生成为自由执业人，能自主选择执业方式和机构。
“多点执业只能算过渡性说法，最终的制度安排应是自由执业”，朱恒鹏指出，成为自由执业人会让医生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也使医院在拥有充分选择自由的同时只能依靠自身的竞争力获得人力资源，而不能靠行政权力束缚医生，医生和医疗机构之间应该是一种“契约式合作关系”。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