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台湾症结：“衣冠南渡”与“本土崛起”

作者：信力建 

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应该说是华人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但因特殊的地缘政治的原因，也的确呈现出一些乱象。比如，台湾选举竞争激烈，充斥着暴力文化。蓝绿双方对立的思维模式强化了自身目的的正当性，目的的正当性进而又决定了手段的正当性。于是，选举文化中道德底线不断向后退缩。政党及其候选人为战胜对手，置其于死地，常常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利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动，进行造谣抹黑、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折射出台湾政坛政治道德沉沦，核心价值观丢失。这些乱象的持续发酵，后果不容小觑：首先，是扩大了国家认同的危机。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与族群分野密切相关，加剧族群冲突的因素必然会在国家认同上发挥作用。“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挑起“统独争议”，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严重侵蚀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使朝野政党很难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两岸关系进行沟通与协调。其次，是加深了社会的仇恨。“台独”分裂势力蓄意激化省籍与族群矛盾，煽动民粹，制造仇恨，使台湾社会陷入长期的族群大战、省籍大战、统独大战之中。“台独”是造成社会仇恨的根源和祸首。“台独”不除，台湾就不会有族群和谐，就不能实现“和解共生”。最后，这种乱象可能为某些贪官脱罪提供“护身符”。2008年8月14日，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被曝光，保守金额也在10亿台币以上，而据查证民进党一些政治人物竞选时也曾收取陈水扁3.9亿台币，这无疑是对台湾“民主”的莫大讽刺。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进党高层仍有一股势力坚决挺扁，理由就是陈水扁是“本土化”的代表，政治上永远正确。2010年11月29日，在台湾“五都”市议员选举中，陈水扁之子陈致中高票当选大高雄市议员，成为世人笑柄，因为之前陈水扁夫妇不仅因贪腐被判刑，而且高雄地方法院认定陈致中招妓案证据确凿。国民党“立委”洪秀柱质疑，“独派”集中地把选票给陈致中，代表台湾的价值崩溃、崩盘。显然，民进党已经成为贪渎、腐败的共犯，集结为“黑白金民粹政体”，其长期标榜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形象已彻底破灭。

而所以有这些乱象，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恰恰是最终消除这些乱象的唯一武器，虽然这需要时间——而在于特殊的地缘和政治原因造成的精英与本土的对立，族群分裂。具体说来就是“衣冠南渡”与“本土崛起”之间的对立恶斗。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的“衣冠南渡”事件，一次是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建都建业（今南京），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 唐刘知几《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第二次是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奔之事。第三次则是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原士庶南迁之事。这第四次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后携带大量文物人才，南迁台湾的事件 。

1948年末，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这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500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到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因这一计划的实施，当时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不少：著名的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此外尚有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可谓一时之选，不但支撑起的台湾学术界，也为台湾大学的振兴提供了基础。除了这批精英而外，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后，先后有200多万人迁往台湾，这些人都是政府公务员、科教文卫专业人员，中国大陆的士绅，很多因此而登上了台湾宝岛。

可以说，这批“衣冠南渡”的国民党及其随从，是一批很有精英意识也的确是精英的人物，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教育，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大一统思想。而这种教育和思想，势必与台湾本土意识发生冲突。

斯时的台湾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视为蛮夷和边陲，以至被荷兰作为无主的土地统治38年，其后郑成功占领22年作为反清复明基地，割让给日本50年，又被蒋介石作为反共复国基地近50年，反复被统治占领，形成了他们的特殊性格和追求独立的个性。因此当“戒严：取消，实行民主化，推行多党制，贯彻本土化，这对饱受欺压的台湾同胞来讲，是多么高兴，这种“出头天”情绪是我们无法给予的，他们的这种兴奋是我们不易体会的，由此而衍生的社会多元化政治生态，使一些人对统一产生怀疑与排斥，他们怕统一会降低他们生活水准，也会让他们失去好不容易获得的自主权，他们不知统一为何物，他们原谅李登辉、陈水扁的一切过错，说“宁愿口袋扁扁，也要阿扁”他们偏爱一个土生土长的贫农后代，他们对大陆有许多偏见与成见，不管大陆说什么，他们都视为是大陆的“打压”……他们当家作主后兴奋的情绪还在发酵，而一些本土政治家利用了这样民意，大搞族群对立，鼓吹分裂，也就成了他们拉选票的不二法门。李登辉执政的12年，加上陈水扁执政的4年，他们利用这种民意大搞去中国化，又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加以塑造，台湾的国家化已成主流民意，大家普遍承认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她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与我们将台湾定位为“一个省”或“中国的一部分”，越来越背道而驰，这并不是说台湾多数人要搞台独，而是他们渴求有一个身份，要为台湾讨一个名份，但这两个要求大陆始终没有给予回应，于是他们就去接受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这一思潮在台湾本土意识崛起中所起的作用。民粹主义因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不同而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和内容的复杂性。作为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惟一决定力量，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策略，民粹主义是动员平民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因此，民粹主义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的民粹主义和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民粹主义将民主的极端化又可能背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走向与维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相联的政治。很显然，台湾本土崛起的代表民进党就是利用民粹主义的高手：民进党一向擅于操弄选举，一些阴招、损招层出不穷，让国民党深受其害，常常在选情领先时被逆转。比如，2004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涉嫌主导“两颗子弹”逆转选情，即使蓝营走上街头激烈抗争，也无济于事。再如，2006年底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捏造“走路工事件”，又让国民党候选人黄俊英落败。这种靠“痞子运动”战胜精英的做法可谓屡屡奏效。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民进党在选举中的损招虽然有效，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些政客的道德受到强烈的质疑和鞭挞，社会信誉荡然无存，奥步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同时，也让美国失去了信任和耐心。在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营除了牢牢地把握住经济牌、凝聚危机意识之外，也在拼命打“奥步防疫针”，专门成立了“奥步研究所”，收集各种可能招式，并制定相应的预案，终使民进党知难而退、不敢妄动。

可以说，衣冠南渡与本土崛起是台湾乱象的症结所造，而这种症结产生的原因又是因为在台湾已经实行了民主——在蒋介石的集权时代，就没有这样的乱象。那么，消除这种乱象的途径又何在呢？很简单：解决民主产生的问题，只能是更民主。不妨回忆一下这个历史细节：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起了“民主进步党”，并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据陶涵《蒋经国传》的描述，当时“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当时只要蒋经国一声令下，台湾的党化势力势必又得得到像雷震时期的中国民主党一样的下场。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也就是他比他父亲更伟大的地方。因为这一点伟大，1987年的７月１５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３８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政令上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自此，台湾的政党和民众真正进入了大规模的民主试验。而随着国民党的失利到08重会执政党的地位，台湾政局开始进入了两党和平执政的年代，民众的选举热情也从最初的狂热逐渐的恢复平和，台湾的民主也开始变得成熟。

从台湾的“乱象”及其逐步消解的过程可以看出，台湾之所以得以开启民主试验不全是蒋经国的功劳，而是得益于民间党外人士不断的抗争，而在民间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之后，还有赖于统治者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台湾的民主历程还告诉我们，民众的素质不可能在专制体制下得到提升甚至是成熟到足以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众的民主素质需要在实行民主的情况下才有提升的可能，如同一个人只有在跳入游泳池的前提下才能学好游泳一样，单靠坐在泳池边双腿踢着水是永远也不会学会游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