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 六月四日 ，是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六·四”节，所以今年的六四特别紧张，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受到严密的控制，杭州也毫不例外。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受到监控，前门后门都有人看着，走一步也有协警跟着。到了五月底，控制就更加严格，协警轮流值班，昼夜看守。说来也巧，我大哥去年 农历四月廿六 去世，今年四月廿六是他的周年，而 四月廿六 正好是公历 六月四日 。所以，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摆脱监控，安全地回老家祭奠我大哥。
六月三日早晨6点不到，我走出大门，看见监视我的协警正在打瞌睡，我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到我妻子的值班室里。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还没有跟来，我确信他们没有发现我，心里有了底。
经过提前一天的“侦察”，我断定监视者对我从大门出去不大注意，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从小门进出的，客人来也从小门进来，只要小门一开，监视我的人立即从坐位上站起，有时候是神经质地“跳将起来”。但是对我从大门出去，除非骑电瓶车出去，他们是不注意的，平时我确实很少从大门进出。早上跑步我是从大门跑出去的，但时间都是在六点半，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这也就在监视者那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六月四日凌晨5点15分 ，我换了衣服，摘掉眼镜，背了个包，再次从打瞌睡的协警前面走过，然后拐弯进入弄堂，出了小区。到了车站，我就放心了，监视者再也找不到我了，也许他正在呼呼大睡呢。
到老家后，我和我妹妹一起去买祭品。我妹妹说，还要给父亲买祭品。我说，不是给大哥做周年吗，怎么还给父亲买？妹妹说，父亲今年90岁，要给他做90岁冥寿。我这才想起，父亲是1989年去世的，到今年24年了，六四事件距今年也是24年。我眼睛一亮：“89”、“64”、“24”、“426”这几组数字竟是如此巧合地与我今天的祭奠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天意吗？我是个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不相信神仙、皇帝、主宰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似乎感到冥冥中上苍在安排，它叫我祭奠六四英烈。于是，我多买了一对红烛和一柱香，在为父兄点燃香烛的同时也为那些稍晚于我父亲进入天堂的英魂，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献出年轻生命的莘莘学子点燃了香和烛。香烟缭绕，烛光闪烁，我的心也在跳跃。父亲和哥哥是我最亲爱的人，六四英烈是我最敬爱的人。最亲爱的人和最敬爱的人能在同一时刻祭奠，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耀！
上午9点50分，我妻子打我哥哥的电话（我的电话已关机）说，那些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在不断问她我到哪儿去了。我说，不要理他们。下午3点半我刚下山，我妻子再次打电话来说，她被逼不过，说出了我在老家，他们（指国保和派出所）下午要接你。我说，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具体位置，我累极了，要回去睡觉。晚上我妻子又打电话来，说他们明天来接你。我正想从老家带一袋土豆回杭州，这正好为我省点力气，反正是共产党的车，不坐白不坐，就叫我妻子跟他们约个地点，我在约定的地点上车。
六月五日早上8点，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翠苑派出所张所长、片警、国保三个人开着别克公务车到了临安市于潜镇我岳母门口，把我“接”回了杭州。在车上，我对张所长说：“张所长，你太关心我了，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张所长说：“我也没办法，骂都被上面骂死了！”我说：“还有人敢骂你？”张所长说：“骂我的人多哩。我起了个大早，现在还得赶回去开会。”
到家后，我立即被协警前门后门各两个看起来。不久我妻子打电话叫我去值班室。原来， 六月四日 我“失踪”后，派出所当晚就重建了夜间巡逻队，巡逻队把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占去了。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只有两间一共不到 五平方米 的棚子，一间是站人的，一间是放东西的。巡逻队把放东西的那间占去了，而且还锁上了门。我妻子火了，把巡逻队的三只箱子扔出来。物业主任威胁我妻子，说要开除她，于是我妻子就去找社区书记和街道书记，叫我去代班。我去值班室时，两个协警也跟着去，坐在值班室前面看着我。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日夜不断地守着我，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时，难道还好意思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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