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708982

周春富旧居

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注1)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 50名地(主)富(农)之一(注2),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毛泽东时代学生们大脑海马体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和夏三老婆,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注3)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注4)。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今年88岁的闫振明说(注5)。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83岁的孔显德说(注6)。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他们怎么个狠法?”记者问。

他只回答说,“不愿理我们。”具体到周春富,“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他已过世的哥哥孔显臣,曾给周春富做过四年工,故对周的为人颇为了解。

“反攻倒算”

周春富在“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好运不再延续。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扶植共产力量。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注6)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即 头队、暗杀团),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注7)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 头队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现在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

全县共处死×××人

在周春富死后没几天,上面就禁止随便打杀了。周春富被打死的时间,据他曾外孙孟令骞考证大概为1947年12月底。

南都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村民普遍称周春富是在1948年春节前不久被打死。1948年春节为2月10日。而当地档案记载,复县大规模打杀地主富农是在1月5日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之后,制止杀人是在2月初。照此推算,周春富忌日当在1948年1月底。

孟令骞曾采访过在瓦房店档案馆整理土改资料的文史学者刘宝贤,据刘宝贤讲,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区召集联系会议以前,全县共处死有1900余人,这个数字在后来档案馆里的专题报告中以×××代替。

而南都记者查阅的相关档案内容与此有出入。据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复县在1947年12月会议前,共打死不足80人。1月5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前,共打死635人,到二月初制止杀人时止,全县45万人口,打死和自杀者2850人,一般区均打死一二百人,最少者为大河区打死11人,最多者为南海区打死共1257人。死者普遍为用棒打死,一般是在联合斗争大会上集体打死,成批死者常是一二十人。1月5日的会议之所以导致打杀泛滥,主要是贯彻了辽东省委领导江华“地主富农大绝根”、“不怕打死人”的讲话。(注8)

周春富所在的闫店乡相对并不严重,共打死60人,其中宋家村马日升、吴亚东、王德生等3户人家绝户。(注9)

具体到和平村,孟令骞曾听周春富家长工刘德义的儿子刘吉胜讲,周春富死在和平村王屯的老学堂,被用绳子蘸着水打,一阵工夫打死七八个。那地方离他家并不远。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多位现场目击者向南都记者回忆,和平村一共只打死两名地主、富农,分别是周春富和夏三老婆。之所以是他俩而非其他地主被打死,主要因为他俩在国民党进驻复县后曾“反攻倒算”———索要被瓜分的财产,得罪了人。

那一天中午,在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棍子参与到围殴周春富、夏三老婆的行动中去时,他未来的妻子也混迹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她自带了干粮,在周春富和夏三老婆被打死后,吃了午饭。下午又开了很长时间的现场会议。

殴打周春富之前,黄永祥又在台上讲了周春富偷葫芦的“罪恶”。黄永祥已经过世,现在村民们无人知晓这个指控是否属实。“偷葫芦的事可能是真的。”刘永会对南都记者说。他的妻子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谁偷这个啊,也不值钱。可能是编的。”

她回想起那天晚上,摸黑坐马车回家时,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在脑海飘荡,心里有些害怕。那一天的批斗大会现场,还有一个个子矮小的文盲民兵高玉宝,并不引人注目。几年后,就是他成功地将一个乡间富裕农民周春富塑造成恶贯满盈的“周扒皮”。

注1、3、5、6:2013年6月,刘永会、孔显善、闫振明、孔显德等人在瓦房店,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注2、8:《五地委对复县杀人问题的初步总结报告和检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

注4:孟令骞2013年6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注6、7、9:《闫店乡志》,闫店乡志编纂委员会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