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
我来到世上第一眼看到的是黄色。院子里那丛黄花所发出的耀眼的光芒，让我对已经开始的人生充满好奇。在我的印象里，蜜蜂绕着娇媚的黄花转圈，忽而钻入花蕊，忽而飞走，他们嗡嗡的喧闹一直在耳膜里回响。
太阳在我眼里也是黄的。他亮的时候，叫他大黄，暗淡的时候叫他小黄。
然后是麦子的黄，熟透了的麦田有燃烧之势，如果人们不屏声静气从路边走过，他们就立马会被点着。
至于红色，是从那只平时软绵绵的小羊体内涌出的血。快过年的时候，爷爷杀了牠，牠安静地躺在后院的硬地上，好像睡着了一般，我隐约感觉那是不会再醒来的“睡”，牠的血从脖颈出来的时候是殷红的，做熟后变成了绛红，看到瓷盆里凝固的血块，我本能地感到恐惧。插在地头的红旗被风绷紧，那是展开的羊血。“咩——”飘扬的红旗带给我的是哀伤，那只跟在我后面轻声叫唤的生灵的悲鸣。旗帜发出的声音让我紧张，因为它是地里唯一的人造物。喷在门框上的标语，是那种蒸腾的红，我能想象羊血在小羊体内流动的情景。小学四五年级，胸前被红领巾勒住的时候，我激动不已，终于被一种令人恐惧的颜色接纳了。
敌人
谁是敌人？地、富、反、坏、右。
地主、富农属于旧时代家境殷实的人，财产被“贫下中农”瓜分，无政治前途，下沉社会底层。村子里有一户地主，看门狗被人毒死，子女驯顺，其孙子与我同学，孤单，低头看人，我怎么也看不出他的阶级属性。
反革命，大约是指思想犯，农村甚少。
坏人，是一个跨时代的概念，偷窃行骗、杀人淫乱者皆可谓之坏人。
右派倒有一个，在汉中某工厂上班的姑爷，因为说了几句牢骚话，为人又小气，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回乡，整日做低头状。
村里有懒汉、有说“二”话的，除此之外，似乎也很难发现国家的“敌人”。
每个人都在瞪眼寻找阶级敌人，每个人也害怕被当作阶级敌人。
我知道自己不是敌人，但我害怕自己的亲人被当作敌人，那样一来，我也就完了。
万岁
高家七年制学校门口斜对面就是万家村，所以，当第一课看到“万岁”这个词时，我看了邻座的万姓同学一眼。跟着脾气暴躁的高个语文老师念诵“毛主席万岁”，似乎在对某人发威。这个句式隐含某种不可更改的力量，我感觉只有“毛主席”才能“万岁”。
不死的神话的种子悄然埋在我的心田里，几年后，当我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时，看到毛泽东的出生年月时，便认定那一年才是人类的开始。
在我数数的时候，数到百就有点吃力了，千能想象到，万是无论如何也只能仰望的数字了。村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疯疯癫癫死掉了，她好看得令人痛惜。另一个因没入上共青团而无缘升学的男子，郁郁寡欢精神崩溃，发疯后被家人关在牲口棚里，二十一二岁便死了。身边的大人，有的活到三十岁就死了，有的四十来岁死了。男人们一过五十来岁，人就缩在棉袄里，佝偻着晒太阳了，活过六十岁就算高寿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队里一头老黄牛，拉犁二十多年，踏遍四百多亩好地，拉不动犁了，便被社员拴在四根木桩上，七八个汉子将牠扳倒在地，几个人拧住牛头，一老者手持利刃捅进脖颈使劲搅动，血“噗噗”流出来，老牛浑浊的眼泪也滴下来。剁头砍腿，开膛破肚，每户分得几斤老肉。骨头让屠牛的几个瓜分了。
高音喇叭
唤醒渭北台地人的，是大队部屋顶上的一只高音喇叭。这个管辖高家村、汤家村、万家村、郭管村和三合村的行政组织，隶属于扶风县五泉人民公社。
高亢的《东方红》把人们从梦里引渡到毛泽东的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膜拜般的感恩曲调中，土墙灰瓦的村子喧嚣起来。一日三班劳作，黎明即起，从早上五点干到七点，囫囵吞枣咽下早饭，又要从上午九点做到十二点，紧赶慢赶吃完一碗面，上班的铃声又响了，下午一点开始的是最漫长的时段，一直要忙到晚上六点才告结束。晚饭后经常加班到十点左右，繁星满天之际，他们软绵绵的脚才踏上归家的路。被公社化组织起来的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劳作，吃饭，再劳作，吃饭，再劳作，然后才是人人盼望的夜晚。收工时分，暮色渐浓，喇叭里传出雄壮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样一天的劳动，精壮男劳力可得十分工分，也就是一角钱，女劳力仅有八分，八分钱也就能买到一盒当时最便宜的羊群烟。
做饭，洗碗，喂猪，洗锅，一直等到孩子们在煤油灯下做完作业，俯身吹灭土炕中央的灯盏，母亲一天的辛劳才算完结。孩子们起夜时，静夜里能听到父母深沉的呼噜声。
麻雀少得可怜，见了人便惊恐乱飞，这是“除四害”的后果。人吃不饱饭，狗猫便无所依。静寂的村子里，唯一可闻的是鸡鸣。自从有了每日喧响的高音喇叭，公鸡打鸣，母鸡下完蛋后的啼叫，突然悦耳起来。
太阳照在喇叭上发出刺目的光芒，远远就能看见。
在幼年，高音喇叭让我一遍遍憧憬首都北京，天安门里坐着毛主席，那个铁家伙嘴里呼出的就是他老人家圣谕般的气息。
英雄
英雄是那个年代的特产。
所谓英雄，就是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新中国”的人。“新中国”等同于祖国、毛主席、共产党、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卑微的“新中国”的生民。
官方推出的英雄谱系有四类:一是刀光剑影中的献身——故意引错路被日军杀害的十三岁的王二小，拒绝投降被铡刀砍死的十五岁的刘胡兰，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十九岁的董存瑞，在朝鲜上甘岭堵枪眼的二十一岁的黄继光，甘愿被燃烧弹烧死的二十六岁的邱少云……这些英雄人物令我敬仰，时常幻想还能回到那样的革命年代，也能像英雄们那样为革命而死；另一类则是平凡生活中的壮举——以血肉之躯扑在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的二十三岁的士兵王杰，拦惊马救火车的二十三岁的士兵欧阳海,为救公社羊群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些英雄也让我感动；第三类是分类英雄——有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焦裕禄，有铁人王进喜、掏大粪工时传祥、有售货员张秉贵，有纺织女工赵梦桃，有农民陈永贵……这些行业示范英雄，是让国民照样画瓢，按单抓药的，也给出了一个驯顺者的上升路径；第四类是“造反”英雄，有聂元梓、陈阿大、张铁生、黄帅等等。他们或是奉旨造反，或是因反对现行秩序而被操盘者所利用，名曰为革命而造反，其实是另一种革命的“过河卒”。
通过这一系列英雄塑造，当局设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悲壮光荣地死，勤勤恳恳地劳动，大张旗鼓地“造反”。
革命是预设的神圣目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他而牺牲。任何不敬都是不可饶恕的。
烈火,激流,刀子,只有牺牲生命才能成为英雄。
平凡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日子平淡。在革命化的生活里，村无闲田，路无闲人，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期待惊险时刻的到来,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到来了,然后视死如归地冲上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谁知道我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冥冥中或许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我更需要自我证明。这就需要日记。好在有《雷锋日记》做范本。雷锋那样闪光的格言警句我还想不出，也没有能力生产出革命所需要的华美的句子。我曾设想,当自己为革命献身时,有人会从课桌里掏出我写了很久的日记本,发现我崇高的思想，我的事迹被毛主席老人家知道了,一夜之间全国出名，成为同龄人学习的楷模，父母因为养育我而享受无上的荣光。
但我必须目睹这一切。即使死了，我的灵魂还活着并且照看着这一切。就像《烈火中永生》江姐和许云峰，扮演者因为知道自己演的是万世流芳的英雄，便“自然”以英雄的模样行事。其实,我只想做一个不死的英雄。我当然知道“死”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爷爷杀掉的那只小羊。“死”就是安静地睡着了，太阳照常升起，而世界不再有你的呼吸。谁也不愿意那样“睡着”,但革命叫你去死。以壮烈牺牲为荣,以平庸活着为耻，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
坏人都是死，病死，被杀死，好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再也不会醒过来；而革命者是牺牲，仿佛只是睡着了，他们作为革命的祭品拥有无上的荣耀，他们愿意这样睡去，而且，在后人的膜拜中一次次享受荣耀，并活过来——他们知道自己活在国家和人民的心中。
我也曾经设想过,当被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我能如同先烈那样宁死不屈。内心里其实很害怕火钳子弹和老虎凳,我知道当自己真的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乖乖举手投降的，对生的渴望本能地战胜了当革命英雄的冲动。
在高奏英雄主义主旋律的情形下,身边的人都显得那么猥琐、落后,父母的一些话语都让我无法忍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时代要改造的对象，因为他们渺小,自私,斤斤计较。我不能从他们的话语里得到一丝做革命者的鼓励,他们只是叫我小心,听话,不要学坏。
国家大事由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全国人民只是奉命高呼“拥护”或“打倒”的口号。议论国事月旦人物，皆有危及生命的风险，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一个大队芝麻小官，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那个时代,人们在一起除了“哈哈”“呵呵”之外，确也无话可说。逍遥派，那些只怜惜自己的苟且者，在毛泽东时代活得好不自在。
为了活下去，你必须像狗一样卑贱。
标语
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喷绘在布料横幅上，涂抹在众人经过的墙面上，甚至直接刷写到崖头，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标语景观。一场新的运动，往往经由标语的更换而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让人心生莫名的紧张。我不能明晓其含义，但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来自政权的威严。
造反派在舅舅家窑洞外墙上刷写了一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母亲说她每次路过都不敢正视。被定为地主的外祖父，是该村革命者批斗的主要对象。
印象最深的两条标语，是写在高家学校外墙上的：一条为“工业学大庆”，另一条曰“农业学大寨”。这是由佝偻着身子的二伯用白灰书写的。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跟着胡宗南将军在陕北剿匪，腿部中弹,胡部南撤时告退养伤，遂成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为人刚直，说话慢条斯理，用词文雅。他珍视的藏书，在文革中被觊觎良久的红卫兵掠走。
他先用尺子画好方格，才一笔一画写字，描了又描，最后示人的是工整的标语。
大庆，大寨，来自远方的神秘的名字，好像毛泽东的两个好儿子，令人神往、膜拜。我们邻近有一个村子也叫大寨，是一个定期牲口集市，我曾跟父亲前往买过一对猪娃。
县里把公社和大队干部拉到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学习，他们回来就指挥农民在平地上修梯田，把平展展的地弄成一块块梯田，种上了红高粱。施肥浇水，秋天里高粱的果实翘满了天，人们欢天喜地磨成粉，做了一锅褐红的搅团，硬而涩，随着新鲜的口感下肚，却呼爹喊娘才拉出来。第二年，人们死活也不愿种高粱了。
水库
高家村和绛南村之间有一块壕沟地,一年两季种植麦子和玉米，麦穗饱满，棒子硕大。秋天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钻进玉米地,拔猪喜欢吃的刺棘牙。壕边有一孔废弃的窑洞,以前相比是住人的，累了我们就躲到里面歇一会儿脚。从壕里往上看,碧蓝的天就更高了。我有时想，躲在这里该有多好啊，大人找不到我们，也就不用干那么多活了。
这里突然被公社官员看中了，他们要在此修建一座水库。
水库,这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尽管已经有了宝鸡峡灌溉工程，庄稼早就喝上了高干渠和二支渠引来的渭河水，但多一个随取随用的水库又有什么坏处呢。一想到壕沟里盛满了清澈的水,从此将吃得饱饱的，人们便喜上眉梢。
田野里插满红旗，架起喇叭，打夯的吆喝声升起来了。人们的汗珠落在地里转眼就不见了。两个月过去,一座占地上百亩的水库竣工了。堤坝开阔,可跑两辆拖拉机。
从香里引渭支渠花钱买来的水注满了水库。太阳照在水面上，发出炫目的光。
队里派人日夜看护，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水很快渗走了。修水库时,为防止渗漏，特意用白灰拌土，铺了一层又一层,大人们拉着碾子来回压实。水跑完了，拿不出蓄水的钱，水库就闲置在那儿。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水库里抽过一次水。
水库里长满了猪也不吃的野草。
修水库给我的唯一好处是,以前去舅舅家,经过那块埋有死人的壕沟时，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老觉得里面有鬼,如今空荡荡的水库让蓝天发虚。
红宝书
那是一九七零年代初年，在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实为文化荒漠。外国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范畴，不能读，古代的属于封建糟粕，也不能读。中国仅有两个人的书算是香花，一个毛泽东，一个鲁迅。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仅有两本书。
一本是禁书《红楼梦》，竖排正体字，藏在密封的阁楼上。我趁大人不在家时，猫腰钻进阁楼，在粮仓后面的夹缝里搜出了它。封皮不知被谁撕掉了，迎面便是扉页上《红楼梦》三个怪模怪样的字，对仅识得几百个汉字的我而言，这太玄奥了。即使认识字，也不知所云。更扫兴的是，书里还夹了几粒干瘪的老鼠屎。后来，这本书被婆婆做了引火柴。那个炎热的午后，这本“毒书”让我抓狂，认识字却怎么也弄不懂那些字真正的意思。
另一本放在灶台上，名曰《毛泽东选集》。猩红塑料皮，字大而黑，大白话，不难读。人民，革命，斗争，反革命，反动派，同志，坏人，混沌未开的世界在这些硬邦邦词语的轰炸下豁然显形：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站队的世界，是做革命者，还是做反革命分子——其实也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不革命将面临惩罚，反革命则死路一条，做落后分子都要受到无情的批判。
毛的文字，类似于斜刺里扔过来的飞刀，把我内心柔软的地方戳破了。它不是讲道理的，是公安局嗜血般决绝的判决书。读的时候，总感到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流氓味，在明目张胆撩拨人身上最野蛮的东西。他颠覆人的正常认知，“造反有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绅士、知识分子、亲情等等都成了可笑的玩意儿。革命光荣，革命就是拿走属于人家的财富，甚至宝贵的生命。父亲说，队里的贫协主任“解放前”就是一抽大烟的二流子，家道破落，却被新政权“工作队”相中，骤然间“翻身”成了颐指气使的主人。
课本和“毛选”教给我的有两样东西：一是以宇宙真理自居的“革命逻辑”——共产主义理想是拯救全人类的唯一指南；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藉此，便可以剥夺别人的财富和生命，推翻合法政府。这让我产生一种暴力恐惧：生硬的词语，粗暴的行为，血，拳头，口号，刺刀，红旗，批斗会，一切逼迫人驯服的玩意儿，都令我害怕。他们“讲道理”不是为了说服他人，只是为了令其屈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氏教给我的世界观是，毛式中共是人类的拯救者，在他们出世以前的世界属于黑暗纪，统治者荒淫无道，人民悲惨不堪；当时世界美苏算超级大国，一个是帝国主义的老大，一个是修正主义叛徒，英法德日加等发达国家属于不觉悟的第二世界，其余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而中国是其最可靠的朋友。中国是反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有社会主义道路，走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其他人则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需要我们去解放。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在这样的思想驯化下滋生出来。
只信不疑。学校教给我们的只有信，无条件地相信官方灌输的一切意志。当时唯一的疑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为何尽是坏蛋呢？我感觉自己成了一部简单的反应机器，当局输出一个指令，便会迅速做出他们所需要的正确反应。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教育的目的是将我们培养成“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人，红者，忠诚可靠，无反骨之谓也；专者，有技术才干。一言以蔽之，就是听话能干的工具。
自识字起，就没有人教我欣赏自然，身处大地之中，却不知道品味四季风物之美；畏惧权威，一听到“毛主席”“党中央”“革委会”之类的词语，心里便莫名地紧张，在官员和公家人面前不由自主地胆怯；在破除迷信、消灭一切传统礼仪的共产主义教育下，我误以为传统文化是中国前进的绊脚石，笃信“人定胜天”，不畏天，不信神，心里觉得先人蒙昧，父母思想落后，只有自己这一代才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无人教我熟习礼仪，去体会人的正常感情，我把日常生活视为负担，学会了辨识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却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劳动，造反，批斗，到1977年初中毕业前夕，我认识的字也就一千来个，看报是足够了，那时候的出版物也没有几个难认的字。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真的不识字，我知道的是一个字最革命的意思。我也不会造句，写作文东抄西拼，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因为也没有什么思想和正当的感情。
去年，诗人胡赳赳兴冲冲拿来一套自己收藏的晚清出版物。公元1901年面世的这套读物，是思想家胡适的发蒙之书，名为《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由澄衷蒙学堂校长刘树屏主编，对3291个汉字进行释义，配有762幅精美绝伦的插图。可谓中西文化融合的全新解释，有知识，有道德，有美和智慧，翻开便不忍释手，并为充溢其间的人类共同体意识而浸润，探究世界和真理的兴趣油然而生。我辈幼时若有此宝书，将会是多么不同的一代人啊。
电影和样板戏
谁家死了人，我们就能看电影了。
某村要演电影了！消息几天之内就能传遍方圆十里。到放电影那天，走亲戚的早早来了，八方涌来的人，挤满了队里的大碾场。一块白布撑开，月黑无风，便有了适宜的观影气氛。放的无非是《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奇袭》之类的，看多了，就觉得敌人总是那么愚蠢，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胜利是那么容易，牺牲如此光荣。反面人物大都三角眼，尖嘴猴腮，令人生厌，正面人物器宇轩昂，投足举手皆有风姿。
最吸引我的是播放前加映的《新闻简报》，从那上面能看到毛主席庞大的身躯，看到他老人家接见西哈努克、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等各式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图景，也能目睹其接见全国各类英雄人物的场面。中国、北京、领袖、人民，在观看的一刹那，我有了庄严的归属感。这是确立自己和国家隶属关系的仪式：我活在中国，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
片头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叫人对军队产生无比的信赖。
看完电影，人群四散，蛇行在田野里。人们只是疾走，懒得说话。有人晃动手电筒照天，大家心里就放松一些。窸窸窣窣的走路声，回荡在渭北台地上空。一次，去塬下李家坡看完电影，上塬时有人落在后面，见一白衣女子飘然而至，吓得失声大哭。
夏夜里坐在麦草垛上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全场悲戚恸哭，形成整齐划一的节奏，在涕泪滂沱的共鸣中，心身似乎被洗涤一新。
最常看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红色娘子军》等剧目轮流演，里面的台词印在心里，时不时冒出一句：“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样板戏里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没有一对夫妻，没有男欢女爱，全是一腔豪情，革命，斗争，牺牲。但在那时候，少年心里把这一切都当真了，看戏时为英雄落泪，痛恨敌人的残酷无情。第一次去公社驻地五泉村看《红灯记》，当李玉和登高大呼“共产党万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随后传出“砰砰”两声枪响，烈士悲壮地倒下去后，悲伤不已的我跑到后台一侧，透过帆布之间的缝隙，看到扮演李玉和的男子咧嘴大笑。扮演者没死，真的李玉和早就死去了。
敌台
一九七五年，我已经是高家七年制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这时方知道有一种敌人在空气里，那就是可怕的“敌台”。
所谓“敌台”，就是散布与中共当局观点不一致信息的声源。收听“敌台”属于思想问题罪，轻者劳教，重者判刑，有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收音机算奢侈品，父亲咬咬牙才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花了三十块钱，相当于现在数千元。父亲小心装好电池，将音量调到最大，洪亮的声音腾空而起，飘荡在我家院子上空。在劳作之余，大人若能听到一段熟悉的秦腔，跟上哼两句，就可解乏似的。
当时只能收到几个频道，翻来覆去是高亢的声浪，但有一个好听的节目——“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亲切温柔的声音，滋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干燥的心田。等他们全都入睡了，我想听点别的，就躲进被窝，一路旋钮，在短波里隐约听到了“美国之音”，还有宝岛台湾的中华民国对大陆人民广播，“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干扰声，在静夜里如B-52般俯冲轰炸，令人烦躁难安。凝神谛听，也只能听到几个词。但人却兴奋起来，终于知道外面还有那样一种声音。“敌台”让我懂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声音是可信的。
从网上找到两份那个年代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一份是自1969年5月26日起实行的节目表，处于“文革”巅峰期的播音安排，在转播北京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之外，核心是全天候宣传“毛泽东思想”，栏目设置几乎无“毛”不立：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毛主席著作天天学；革命文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革命样板戏；红卫兵节目；红小兵节目；毛主席语录演唱；解放军生活；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周一首革命歇曲；《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工人广播；毛主席诗词演唱（一、三、五），革命文艺（二、四、六、日）。
到1975年11月10日该台启用新节目表，表面上淡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色彩，比如“革命文艺”变成了“文艺”，增加了学习节目、陕西地方戏曲、长篇小说连播、学科学、讲卫生、广播体操等节目，但主要节目依旧按照原有分类编排：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人民解放军节目、农业学大寨节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广播、对少年儿童广播、对工人广播。开始曲还是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结束曲为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国际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无人觉得不妥。
大学里收听了几次“敌台”，干扰仍然是高强度的，就不再有兴趣。等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靠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度过了信息封锁的艰难日子。
“知青”下乡
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初春的一天下午，黑脸校长将我们全部拉到公路两旁，说是欢迎来自省会西安的知识青年。在等待的空隙，老师教我们如何招手、鼓掌、欢呼。以前从《新闻简报》上见过北京小学生迎接外宾，红领巾，白衬衫，灿烂的笑脸。如今轮到我们了。心里暗暗有些激动，“知识青年”，我想象是被知识塞满的人，就像我把“鱼米之乡”想象成鱼和米铺满江南大地一样。大队自此有了文化人，我们都有沾光的喜悦。
等啊等啊，朝向双庙坡的脖子都有点酸了，运载车从塬下的西宝公路开到绛帐镇，再从东边的长坡爬上来。老牛喘息般的汽车声传来了，红旗远远飘过来，然后是嫩脸和军装，欢迎的锣鼓响起来，我们的胳膊扬上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留下七八个手提热水瓶怀抱塑料脸盆的男女，汽车往杏林方向走了。
“啊，这么多韭菜！”他们指着绿油油的麦田感叹道。
“城里娃就是白。”看热闹的女社员啧啧有声。
大队把“知青”分给汤家村和万家村，村里腾出房安顿他们。
挣工分，偷鸡摸狗，拜干亲，装病回城。“知青”是“知青”，社员是社员，我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下学一些可有可无的知识。
他们的痛苦我们一概不知。在他们好听的西安普通话面前，乡下人天生的自卑感爬上心头。一九八零年秋天，当我躺在扶风县文化馆的青石板上，身后有关中西府第一城隍庙之称的明代建筑寂寂无声，翻看《收获》杂志刊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时，遥远的“知青”生活温暖了正在做人生大梦的青年，“知青”在我心里升格成一个美好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