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電影「少林足球」有一幕：周星馳幾師兄弟與人比賽足球，本以為是公平競賽。誰知對方拿著「士巴拿」入球場，開賽後見人就打。球證則視若無睹，甚至還趕周星馳出場。觀眾看在眼裏，想必覺得無稽及荒謬吧？但可悲的是，這種無稽的場面，其實每天都在香港的職場發生。
試類比一下，香港的工人就像幾師兄弟一樣，而財團企業就像那隊拿著「士巴拿」的球隊。球證嘛，自然就是那個天天吹噓著「勞資和諧」的張建宗局長。12月1日職工盟發起每年一度的遊行，要求立法集體談判權，讓勞資雙方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談判薪酬及待遇。這個訴求無異於要求一場球賽要有球例及球證執法。但那個失職的「球證」竟冷冷拋下一句：「當局支持自願性而非強制性的集體談判」，還引述所謂「國際經驗」，意圖混淆視聽，那種視若無睹的咀臉表露無遺！
集體談判早有「國際球例」
就讓我們首先談談勞資「球賽」的「國際球例」吧。香港早於1975年已經簽訂國際勞工組織第98號《組織和集體談判權利公約》，保障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公約》第四條提及「…在僱主…同工人組織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粗體為筆者所加）。關鍵是要建立一個「程序」讓勞資雙方可以對等談判。1997年回歸前的立法局就曾經通過集體談判權法例，建立了這一個「程序」。可惜回歸後臨時立法會廢法，到今天仍然沒有任何「程序」讓勞資談判。
職工盟曾就廢法向國際勞工組織投訴，組織在1998年就清楚建議：「…要求政府在短期內認真考慮制訂法律條文，為集體談判的目的訂定客觀程序，以確定職工會的代表地位…」（第1942號個案，1998年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第311號報告書）一拖15年，香港政府視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如無物，繼續扮演那個失職的球證。
那麼，何謂客觀程序？國際普遍的做法是，由相關僱員授權工會作為法定的談判代表。例如美國規定企業內一半以上僱員授權，工會可作為談判代表。在確立談判代表身份後，勞資雙方需要在指定時間內展開真誠的談判，部份國家，例如新加坡甚至限定達成協議的時限。假如勞資雙方未能達成協議，法例亦有訂明解決爭議的仲裁機構，一般為法庭或國家勞資委員會。最重要的是，如有任何一方違反相關法例，是會受到檢控的。
「自願性勞資談判」混淆視聽
張建宗以「自願性」勞資集體談判作為擋箭牌，意圖混淆社會大眾的視聽。在勞資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所謂「自願性」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工會經歷過太多慘痛的經驗：碼頭工人早在2011年已經要求與碼頭經營者HIT及外判商談判，但兩年多來完全沒有回音，最終要發動罷工才可以得到回應；國泰航空資方多次在勞資薪酬談判中途單方面宣佈加薪決定；維他奶工會由2010年開始一直要求與資方對話，曾向資方發信十多次，到今天仍然沒有得回應。連對話的機會也沒有，何來「自願性」談判呢？假如在有集體談判法例的國家，這些企業早就因為違反法例而被判罰了。
說到底，張建宗不敢得罪那些拿著「士巴拿」的財團企業，繼續龜縮任由「球場」的暴力事件發生。打工仔女能夠做的，就是組織起來「歸位」，以團結的力量對抗。
其他參考資料：
集體談判權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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