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書面回應陳家洛議員關於街頭藝術的查詢，談及政府對街頭藝術發牌制度的憂慮。結合新增免費電視牌照的風波，民間也開始討論街頭演出牌照制度的需要性。誠品書店、號外雜誌和文藝復興基金會合辦了一個講座，邀請了三位街頭藝行者（小丑藝人蘇春就、好戲量賴恩慈和Hidden Agenda黃津珏），剛好觸及公共表演空間的議題。
蘇春就：制度有助去蕪存菁
三位嘉賓裡面，蘇春就(Mr. Funny)大概是跟政府有過最正面衝突的一位。他在2003年開始走上街頭，在哀怨悲情的這一年，蘇春就用他最擅長的小丑演出，為這個城市帶來笑聲，卻先後在2006和2010被檢控。兩次的官司均未能成功對Mr. Funny入罪，使他的案例為後來許多街頭藝術案件的參考，對於蘇春就個人也開始思考街頭表演發牌制度的可行性。
活動上，蘇春就指出街頭藝術發牌制度在外國已經非常流行：遠至法國、澳洲，近如南韓、台灣都有。他認為街頭藝術是城市重要的景觀：在遊客面前可以展示香港的活力，在居民面前能排解世界怨氣。然而，現在香港街頭表演質素參差，並特別點出旺角已經「淪陷」，好些演唱者當作是唱K一般的娛樂，缺乏專業。
「既然自然沒法淘汰，只好靠制度把關」，蘇春就相信有了發牌制度，街頭藝術的水平就更有保證。
賴恩慈：藝術點解要被政府審核？
同樣是公共空間活躍使用者好戲量的賴恩慈(阿Mo)則持相反意見，在他眼裡街頭藝術不是佔用街道，而是一種共享。公民都有權利使用公共空間，包括進行藝術創作，政府的介入反而引起審查的憂慮。街頭表演重視即時性，通常都能一針見血的回應社會時事。要是實行發牌制度，政府會以甚麼作為考慮因素呢？反建制的表演會不會被篩去呢？
「我覺得藝術沒有高低，而政府更是沒有這個權威去界定藝術」阿Mo這樣說。他支持從自然競爭中汰弱留強，將主導權交回群眾。回顧過去幾年的街頭表演經歷，阿Mo觀察到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街道上表演的種類也多了，群眾跟表演者之間的互動一直沒有止息過。
至於一些表演或者對其他街道使用者構成滋擾，阿Mo認為溝通是解決的最佳辦法，並分享了好戲量在旺角西洋菜南街的經驗。有一個警察因為接到居民投訴，經常要來跟好戲量團員溝通接觸。雖然警察也沒法對演出的人做甚麼，但有投訴不能不做點事，往往都是過去說兩句平息了就算。後來，這警員下班了以後特地去看他們的表演，讓阿Mo印象深刻。彷彿他們默默在做的事情，能夠感染到本來沒感興趣的人。把藝術帶出廟堂，讓更多的人接觸到文化，是街頭表演潤物無聲的教育過程。阿Mo如此相信，如此力行。
黃津珏：發牌可能是捷徑，但將失去了最美的過程
支持和反對之間，音樂人黃津珏開宗明義的說：「發牌對香港來講還是比較新鮮的討論，但我暫時還找不到發牌的需要」。
阿珏的音樂生涯活躍於觀塘，對於最近該區如火如荼的重建特有感觸。為了重新發展觀塘，政府也區內搞了很多文化活動粉飾太平，例如「反轉天橋底」計劃。原本區內的音樂人也是會有Guerrilla gigging的活動，要是重建開動了以後，許多藝文創意產業工作者棲身的工廈，將會在短時間內減半。殺了數以百計的工廈，還以天橋底一號場，阿珏覺得政府都太過虛情假意。
「表面上好像政府很好很支持藝術發展，有些bands他們會用一號場表演，但其實他們的使用，只是政府公關的手段」黃津珏指出這些活動都得不到區內人士的參與和支持，重要有於政府未有真正了解他們的痛。發展文化藝術從來不是政策下達就水到渠成，而是由下而上又絮絮不斷的對談。
回到發牌的討論，阿珏認為發牌跟觀塘重建相似，看上去似是解決問題的捷徑，但其實街頭藝術最美的過程被抽空了。公共空間裡的互動，不限於演出的時間，還包括跟其他使用者的討價還價。每一個人都有同樣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但甲之蜜糖 、乙之砒霜，所以不同的使用者往往都要透過溝通以取得平衡，務求讓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地一同享用。隨著社會氣候裡公民意識的爆發，黃津珏看到的是市民對於街頭藝術的理解進步迅速。發牌，是可以考慮，但現在走的方向也沒有不好。
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發牌是比較有系統，但又掀起審查的嫌疑；從創作自由看來，發牌卻是一種限制。個人來講，我是傾向於阿Mo和阿珏的觀點：我相信對話才是最根本的和解。跳出來看，我知道這想法是浪漫得有點天真，而且過程可能很長，甚至是沒有結束的一天。那是因為藝術本身就是流動不息的呀！好吧，說服不了你（其實我從來沒有說服任何人的打算），就總結一句：大概是我們都太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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